吴川在哈尔滨工业学院开校典礼上的演讲，在哈尔滨的俄国人中很是引起了一番讨论。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认为吴川的演说简直说的太好了，这番演讲词真应该传回去给俄国教育部的那些老爷们好好瞧一瞧，让这些头脑顽固的如花岗岩一般的老爷们好好反省一下俄国的教育问题。
至于中东铁路管理局的一些官员们听后总觉得心里不舒服，他们总感觉这位中国人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正是形容的他们这些人。至于布尔什维克们则毫不客气的把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帽子戴在了为沙皇政府服务的官僚身上，他们觉得用来形容俄国的官僚们简直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对于吴川来说，这次开校典礼上的演讲也不过是有感而发，说完了也就丢到脑后去了，毕竟他现在是忙的不可开交，根本无暇去关注这些口水官司。
那么他在忙些什么呢？督促军队的整编和部分军官、士兵的转业；将深入北朝鲜的部队撤回鸭绿江北，在日本人服软之后，吴川自然不会再继续耗费资金和日本人在朝鲜纠缠下去；说服朝鲜的各股独立组织联合成一个整体，然后和日本人做暂时的休战，先谋求获得北朝鲜一部分地区的自治权。
就好像之前日本人始终不肯放弃用武力消灭北朝鲜的义兵组织，现在是朝鲜的义兵组织试图一口气打过大同江，把日本人赶下海去彻底光复祖国了。
可问题在于，日本打不下去可不是因为败给了朝鲜的义兵组织，半个多师团的损失并没有让日本驻朝鲜师团伤筋动骨，这充其量不过是最后一根压垮了日本作战意志的稻草而已。
更何况5月的反击战之所以能够获得大成功，一是在于革命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一是归功于军事顾问沃尔贝克少校杰出的天才指挥，最后才能轮到朝鲜义兵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沃尔贝克少校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训练了手下的两个团，只是等到开春时南满已经无仗可打，他的心血就和郭家店修筑的防御工程一样，尚未来得及检验就被告知战争已经结束了。于是这位少校就带着一个团冒险过了鸭绿江，在朝鲜北部熟悉了一个月的地形后，突然就对扫荡的日军进行了连续性的进攻，从而一举粉碎了日军对朝鲜义兵的围剿行动。
但是朝鲜人似乎被这突入其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再加上俄国人对他们也表示出了友好的意思，因此就妄想着让革命委员会继续支持他们往南进攻了，吴川自然只好把德国人和服从于革命委员会的部队召了回来，想让这些朝鲜人自己清醒清醒了。
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围绕着从战争走向建设，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态也进行了改组，在吴川和大多数委员们探讨之后，革命委员会这个政权的核心权力被合并到了：共和党执行委员大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国防工业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劳动和经济委员会，这5个机构上。
应该来说，在这样一番调整之后，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变得更为集中了，原先在战争时无暇顾及的一些部门，现在都被纳入到了这些核心机构的权力体系之下。这一次的权力重组几乎就没有什么反对声音，和北京政府此时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让某些委员更瞧不起北京政府的权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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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种忙碌的生活中，吴川觉得自己的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用的。现在协助他的秘书都已经快有近30人了，如果没有这些秘书分别替他处理某方面的事务，吴川觉得自己大约连办公楼的大门都不用走出去了。
随着日俄两国的消停，英、法、德、美和革命委员会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以放弃在南满的政治、经济部分特权为条件，换取了革命委员会对于各国资本的保护和服从于北京政府承认前清各项对外条约的声明。
迫于现实上的压力，吴川选择接受，只是在协议的最后加了一句话：中国人民依然有追求和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平等友好关系的权力。
除了日本外交官表示不满，认为革命委员会在现实中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其他各国代表倒是很满意的接受了协议。
因为在这份协议签订的同时，革命委员会终于宣布了长春城市规划设计竞赛的结果。一等奖是俄国人和美国人，不过革命委员会最终把城市建设分为了四个标段，美国1个标段，德国1个标段，英法俄2个标段。
英法获得了发行5500万英镑的长春城市建设公债，95折扣，年息5厘，十年期。按照沙赫特的建议，这批公债分为了两笔，1912年底支付2500万英镑，1913年12月再支付3000万英镑。
而根据合同的附加条款，资金的25%必须要采购英国建筑师所推荐的材料，资金的17%必须要采购法国建筑师所推荐的材料，俄国建筑师则分配到了%的资金使用额度。
当然在吴川的建议下，各国代表同意由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长春城市建设委员会，以管理整座城市建设进度、材料检验和工程验收事务。
该委员会将聘请9名成员和若干委员会秘书，这些人的年薪不得超过万美元，除复印之外的一年行政费用是18万美元，复印费用1万美元，共计万美元。中方成员不少于三分之一。
各国从革命委员会身上都获得了一个大合同，眼看着暂时也从对方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了，英法一边警惕着美国和德国的动向，一边则把大部分精力重新放在了关内的乱局上。
至于俄国人，在吞下了哈尔滨及北满的一些建设工程，又和蒙古地方银行签订了修建扎赉诺尔-库伦铁路的合同。该铁路约1000公里长，预算造价5000万卢布，中东铁路局出资1000万卢布，华俄道胜银行出资1500万卢布，东北农业银行出资1000万卢布，东北交通银行出资1500万卢布。
中东铁路局其实拿不出这么多投资，于是就将其中500万卢布的股权抵押给了东北交通银行。洛克菲勒财团的代表随即认为东北交通银行的股本过低妨碍了业务，建议将银行总股本提升到6000万美元，以确保能够满足东北基础建设的需求。
洛克菲勒财团的建议，迫使东北农业银行同时向东北交通银行增资3709万银元的股本，否则就要失去对于这家银行的控制权。沙赫特倒是表示，德累斯顿银行很乐意帮助东北农业银行筹措这笔款项，不过这遭到了洛克菲勒财团的反对。
吴川聘用沙赫特作为革命委员会的金融管理专家，对于美国人来说无疑是重重一击，按照某位美国银行家所言，沙赫特对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至少让他们损失了总利润的15%，而至少有5%的份额是转移到了德国人的口袋里。
美国的企业家们也相当的不满，因为德国企业家的介入，他们不得不接受了革命委员会许多不合理的要求。比如拿技术换市场，某些美国企业家认为应该继续对中国封锁的技术，德国人却毫无心理障碍的交给了革命委员会，这迫使美国人不得不跟上德国人的脚步。
这当然不是说德国企业家具有一种高尚的道德，而是这些技术在德国属于非机密级别，又或者是德国无力和其他欧洲国家竞争的产业技术。比如电解铝，虽然德国能够生产可是成本太过高昂，德国不仅缺乏铝土矿也缺乏费用低廉的水电。但是在中国利用低廉的水电价格和丰富的铝土矿，德国完全可以拿发电设备和其他机器交换。
还有一种则是技术上的交换，虽然中国没有什么科技研发能力，但是不代表革命委员会手中没有好东西。对于吴川来说，20世纪的大多数科技其实此时都已经发明了，只是各国的科学家们此时只顾着发明，还没来得及弄懂他们的发明究竟有什么作用。
比如磺胺类药物，六六六杀虫剂，敌敌畏，收音机和广播电台，充气的钨丝白炽灯等，他需要的是找人把从德国购买来的各种科技文献进行翻译和甄别，并告诉研究人员一个方向而已。从德国聘请来的研究员加上中国助手，这项工作进行的并不坏，吴川正不停的从新了解这个时代的科技结晶和他那个时代的联系。
在法国人从吴川这里弄走了磺胺类药物，当成了治疗败血症的特效药，并证明对猩红热、肺炎、中耳炎和脑膜炎等病症也都有显著疗效之后，德国人才反应了过来，和吴川进行了商谈。和革命委员会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巴登苯胺苏打厂，以进一步向革命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开放合成氨工艺，并帮助革命委员会建立一所索尔维制碱法工厂为条件，换走了经过革命委员会进一步改进过的磺胺药物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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