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旅馆，东方涓无力地倒到床上。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她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她难道不明白，生活就像流水，永远回不到起点吗?乔力波是谁，她难道不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可是，她就是不能容忍刚才看到的一幕!乔力波的那付嘴脸跟小说、电视上那些玩弄女性的大老板有什么区别!可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呀，一个单身男人，有足够多的挥霍资本，还指望他坐怀不乱?只是因为那是在“梦淮扬”，是八月二十号这个特殊的日子吗?
突然，一个问号浮了上来:明明知道梦淮扬是属于他俩的，今天是属于他俩的，为什么还要带那个女孩去那里，北京这么大，餐馆这么多，一定要去那里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定要在今天吗?也许她误会他了?
她一跃而起，从皮夹里拿出那个铺开又迭起过多次的字条，操起电话。
接通了，东方涓突然一阵心慌，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刚想放下电话，里面响起一阵音乐铃声，啊，是。接下来是乔力波那熟悉的声音:对不起，我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请留言。东方涓轻轻放下电话，手支着下巴，呆坐在桌前。
多么熟悉的旋律!在北京文理学院教书的时候，正逢台湾校园歌曲在大陆风靡一时。谢丽丝和王洁实成了他们这一代人心中的偶像。有一次她和乔力波约会时，乔力波就对她唱了这首。以至后来很多年，她都没法抗拒这首歌给她带来的那种怀旧情绪。
乔力波的声音非常干净，吐字又极其清楚标准，加上他唱歌时轻松随意的姿态，非常适合唱这种没什么高音、低音的台湾校园歌曲。东方涓常常说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哼歌。后来看小说时看到一个词“浅吟低唱”，她一下子就想到了唱着的乔力波，他那微微低下的头，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她对乔力波说，以后如果咱俩走丢了，就唱这首歌，我一定能听到。
有人敲门，是旅馆的服务员，提着两只保温瓶，问她需不需要开水。东方涓说不要，把她打发走了，思路却回到了眼前。她想她此番回国真的欠考虑。她想起当年刚收到乔力波的绝交信的时候，她也曾冲动地想马上飞回来把一切弄清楚，可最后还是放弃了。当时她才只有二十六岁，都知道那个时候回来是自取其辱，现在自己这是怎么啦，居然幻想人到中年的乔力波为他们那个没有结果的初恋守身如玉!
东方涓披上外套，下楼来到旅馆外面的大街上。这条路她太熟悉了，从北京文理学院进城，总是先坐362公交车到颐和园换乘332沿着这条路，到达动物园终点站。每次站在那个四面透风、晃里晃荡的公车上向外看，刀口剧院、北京大学、紫竹院公园从眼前一晃而过，她都会想，都说北京大，跟我产生联系的不过就是这条中关村路和这辆破旧的332公车!后来跟乔力波比较熟了，她问他，是不是当一个城市大过一定的尺寸，这个城市里的居民会产生一种疏离边缘的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孩子，每个孩子都觉得父母给他的爱太少。乔力波说，那是你，不是我。对我来说，北京向外扩得越大，我的空间就越大。怀柔、顺义，现在是我家别墅，将来就是我家后院。她因此伤感了几个小时，她想她注定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了。
北京七月的夜晚凉风习习，街道两旁是一间接一间的酒吧，霓虹灯把整个街道装点得非常美丽时尚。街边临时支起的小吃摊位前，熙熙攘攘挤满了纳凉的居民，人们大声打着招呼，小孩子在人缝里乱钻。几个年轻人一边喝着燕京啤酒，一边在为什么国家大事争执不休。东方涓信步向前走，心情慢慢地好起来。她想难怪有人说海外留学生有得忧郁症的也不用看什么心理医生，只要送回国，哥儿们几顿酒一喝，保管痊愈。
这次回国跟以往感觉完全不同。过去回北京，下了飞机就处在陆放鸣父母和姐姐一家人的包围中，去餐馆吃饭，陪老人聊天，或者陪陆放鸣参加他的同学聚会，每天安排得满满的，哪里像现在这样清闲。只是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没有陆放鸣，现在又失去了乔力波，北京文理学院过去的同事出国的出国，退休的退休，去了肯定全是新面孔，北京和她之间的联系好像全断了。她突然想起，小的时候跟爸爸一起去放风筝，看到风筝在爸爸手上越飞越高，她问爸爸，要是没有那根线，风筝是不是可以飞得更高啊?爸爸说，傻闺女，没有线，风筝会栽下来的。
常常听人把他们这些出国的留学生比作风筝。每次听到这样的话，东方涓都会想，如果我们真的是风筝，那么风筝无论飞得多高，都是要被放风筝的人收回来的，可是为什么在那片没有亲情，语言陌生的异域生活了几年之后，大多数的学子最终选择了亲手割断这根线？难道他们就像儿时的我一样，以为没有这根线可以飞得更高？
东方涓曾经跟不止一个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不回国不代表不爱国，爱国的方式有多种，当我们的祖国相对落后，研究条件相对简陋，留在国外可以出更多成果时，选择不回去，你对祖国贡献可能更大。这些回答看上去很正确，很堂皇，可东方涓觉得就像一个男人对你说我很爱你但不打算跟你结婚那么荒唐。那么我呢？我为什么要滞留不归？
如果当时乔力波没有提出分手，我会按期回国吗？东方涓想起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怀着一股莫名的期待，她转身快步向旅馆走去。
回到旅馆，已是半夜十二点多，刚刚跨进门，桌子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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