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实最简单，最实在：长期地缓贤忘士，而最终导致亡国。
魏氏部族是周室王族后裔，其历史可谓诡秘多难。
西周灭商之初，三个王族大臣最为栋梁：周公（旦）、召公（爽）、毕公（高）。其中的毕公姬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毕公封于周人本土的毕地，史称毕原。《史记·集解》引唐代杜预注云：“毕在长安县西北。”据此可知，毕原大体在当时镐京的东部，可算是拱卫京师的要害诸侯。之后，不清楚发生了何等样事变，总之是“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成夷狄”。检索西周初年的诸多事件，其最大的可能是，毕公高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殷商遗族与周室王族大臣合谋的“管蔡之乱”，否则毕公部族不可能以赫赫王族之身陡然沦为庶人，其余部也不可能逃奔夷狄。其后，历经西周东周数百年无史黑洞，毕公高的中原后裔终于在晋国的献公时期出现，其族领名毕万，一个极为寻常的将军而已。
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国攻伐霍、耿、魏三个小诸侯国，毕万被任命为右军主将。此战大胜，晋献公将耿地封给了主将赵夙，将魏地封给了右将军毕万。从这次受封开始，毕万才步入晋国庙堂的大夫阶层。也许是部族坎坷命运艰险，这个毕万很是笃信天命，大事皆要占卜以求吉凶。当年，毕万漂泊无定，欲入晋国寻求根基，先请一个叫做辛廖的巫师占卜。辛廖占卜，得屯卦，解卦云：“吉（卦）。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繁昌。”因为屯卦是阐释天地草创万物萌芽的蓬勃之象，对于寻求生路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吉卦。后来的足迹，果然证明了这个屯卦的预兆。这次，毕万也依照惯例，请行占卜，意图在于确定诸般封地事项。晋国的占卜官郭偃主持了这次占卜，解卦象云：“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封赏，天开之矣！天子日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于是，毕万正式决断：从大名，部族以封地“魏”为姓氏；从满数，全力经营这方有“万民诸侯”预兆的封地。
至此，晋国士族势力中正式有了魏氏，魏国根基遂告确立。
其后，晋国出现了晋献公末期的储君内争之乱。此时毕万已死，其子魏武子选准了公子重耳为拥戴对象，追随这位公子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成为晋国国君（文公）后，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袭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晋国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开始了稳定蓬勃的壮大。历经魏悼子、魏绛（谥号魏昭子）、魏嬴、魏献子四代，魏氏已经成为晋国六大新兴士族之一（六卿）。这六大部族结成了最大的利益共同体，不断吞灭、瓜分、蚕食着中小部族的土地人口，古老的晋国事实上支离破碎了。又经过魏筒子、魏侈两代，六大部族的两个（范氏、中行氏）被瓜分，晋国只有四大部族了。经过魏桓子一代，魏氏部族与韩赵两部族结成秘密同盟，共同攻灭瓜分了最大的知氏部族。至此，魏赵韩三大部族主宰了晋国。
承袭魏桓子族领地位的，是其孙子魏斯。魏斯经过二十一年扩张，终于在二十二年（公元前403年），与赵韩两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魏斯为侯爵，史称魏文侯。从这一年开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国之路，成为开端战国的新兴诸侯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魏国的政治事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对象。
自魏文侯立国至魏假灭亡，魏国历经八代君主一百七十八年。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近两百年的大国只经历了八代君主，算是权力传承之稳定性最强的国家了。这种稳定性，当时只有秦国齐国可以与之相比，国君代次显然还要稍多。魏国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二年有余，若除去末期魏假的三年，则七任君主平均在位时间是二十五年有余。应该说，在战国那样的剧烈竞争时代能有如此稳定的传承，是极其罕见的。列位看官留意，之所以要将代次传承作为政治稳定的基本标志，原因在于世袭制下的传承频繁国家，都是变乱多发所致。是故，君位传承频繁，其实质原因必定是政治动荡剧烈，君主传承正常，其实质原因也在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强。当然，也不能绝对化地说，稳定性是传承少的唯一原因。譬如魏国，其传承代次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过两个在位五十年以上的国君：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其余两个在位时间长的君主是：魏武侯二十六年，魏安釐王三十五年。这四任君主，便占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魏国政治传统的基本架构及其演变，都发生在这四代之间。
这一政治传统，是破解魏国灭亡秘密的内在密码。
魏文侯之世，是魏国风华的开创时代。
战国初期，魏国迅速成为实力最强的新兴大国，对天下诸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尤其对西邻秦国，魏国以强盛的国力军力，夺取了整个河西高原与秦川东部，将秦国压缩得只剩下关中中西部与陇西商於等地。这种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崛起，根源在于魏文侯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急贤亲士。
先说变法。魏文侯任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战国时代推行以变更土地制度为轴心的大变法。史料对魏国这次变法语焉不详，然依据后来的变法实践，李悝变法的两个基本方面该当是明确的：其一是围绕旧土地制度的变法，基本点是有限废除隶农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励耕作并开拓税源等等。其二是公开颁行种种法令，以法治代替久远的人治礼治。可以做出的总体评判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广度不能与后来的商鞅变法相比。虽则如此，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声惊雷，魏国变法的冲击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其历史意义是亘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实实在在的。
变法的同时，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劝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由于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这种政治风气自然积淀成了一种传统。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生机蓬勃的政治传统，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渐渐变形了。所谓变形，一则是不再积极求变，变法在魏国就此中止；二则是急贤亲士的浓郁风气，渐渐淡化为贵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说，魏文侯开创的两大强国之路都没有得到继续推进，相反，却渐渐走偏了。这条大道是如何渐渐误入歧途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寻路径的蛛丝马迹。
一则史料是，魏击（魏武侯）做储君时暴露出的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魏文侯十七年，乐羊打下中山国后，魏击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击游览殷商旧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师礼的田子方。魏击将高车停在了道边，并下车拜见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没有还礼。魏击很是不悦，讥刺道：“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击很不高兴，但又不能开罪于这个顶着父亲老师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阴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说这个儒家子贡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烘烘脾性究竟有多少底气，因为，战国时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根本不会做出这种毫无意义的清高，该遵守的礼仪便遵守，犯不着无谓显示什么。我们留意的，是魏击的两句讥刺流露出的贵族心态——田子方虽贵为文侯老师，依然被魏击看作贫贱者，而贫贱者是没有对人骄傲的资格的！如此贵族心态，岂能做到真正的亲士敬贤？于是，后来一切的变味大体便有了心灵的根源。
另一则史料是：魂击承袭国君后不思求变修政的守成心态。魏击即位，吴起已经任河西将军多年。一次，魏武侯与吴起同乘战船从河西高原段的大河南下，船到中流，魏武侯眼看两岸河山壮美，高兴地看着吴起大是感叹：“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也许是吴起早已经觉察到了这位君主的某种气息需要纠正，立即正色回答说：“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结果，魏武侯只淡淡一个“善”字便罢了。吴起对答，后世演化为“固国不以山河之险”的著名政谚，却没有留下魏武侯任何由此而警醒的凭据。列位看官留意，这是魏国君主第一次将人才之外的物事当做“国宝”。此后，魏惠王更是将珍珠宝玉当做“国宝”，留下一段战国之世著名的国宝对答。魏武侯盛赞山河壮美，原本无可指责。这里的要害是，一个国君在军事要塞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如何评判山川要塞，至少具有心态指标的意义。魏武侯的感慨若变为：“山河固美，无变法强国亦不能守也！”试想当是何等境界？这件事足以说明，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开创君主的雄阔气度，对人对物对事，已经沦落为以个人好恶为评判标尺了。
第三则史料是，魏武侯错失吴起。
吴起是战国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与战国时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样，吴起的功业心极其强烈，那则杀妻求将的传说故事，正是战国名士功业心志的最好注脚。后来的事实证明，乐羊、吴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李悝变法激发积聚了强盛国力，乐羊、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了实际领土的延伸。在整个魏文侯时期，乐羊攻灭中山国，吴起攻取整个河西高原，既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性胜利，也是当时天下最成功的实力扩张。李悝、乐羊死后，兼具政治家才华的吴起实际上成为魏国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魏武侯即位，吴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既没能成为丞相，也没能成为上将军，只是一个“甚有声名”的地方军政首脑（西河守）。依着战国用人传统，魏文侯时期有老资格名将乐羊为上将军，吴起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时期，吴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秉性刚正的吴起对这种状况很是郁闷，曾公开与新丞相田文（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论功，说治军、治民、征战三方面皆强于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诘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牵强，其说云：“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应当说，田文对魏国状况的认定，只是使用了当时政治理论对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种谚语式描述，实际根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击是老太子即位实权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种“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险恶状况？刚直的吴起毕竟聪明，见田文摆平了老脸与自己周旋论道，便知道此人绝不是那种凭功劳说话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载的“起默然良久，曰‘属子之矣。’”吴起的服输，实际上显然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的顾全大局。不想，却被太史公解读成了“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这个田文，既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史料中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功业，史料中的全部踪迹便是与吴起的这几句对答，及“田文既死”四个字。如此一个人物，豪气干云的吴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处之认定。只能看做一种误读，而不能看作事实。
历史烟雾之深，诚为一叹也！
重要大臣将军之间的这种微妙状况，魏武侯不可能没有觉察。之后的处置方式，立即证明魏武侯对吴起早已经心存戒惧了。田文死后，公叔为相。这个公叔丞相欲将吴起从魏国赶走，与亲信商议对策。其亲信说，要吴起走，很容易。亲信的依据是秉性评判：吴起有气节，刚正廉明并看重名誉。潜台词很显然，这等人得从其尊严名誉着手。亲信谋划出了一个连环套式的阴谋：先以固贤为名，请魏武侯将少公主嫁给吴起，言明以此为试探吴起的婚姻占卜——吴起忠于魏国，则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从，而后由丞相宴请吴起，使丞相夫人的大公主当着吴起的面辱贱丞相；吴起见如此公主，必要辞婚；只要吴起辞婚，便不可能留在魏国了。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吴起辞婚，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远，吴起眼看在魏国无望，便离开魏国去了楚国。这是一则深藏悲剧性的喜剧故事，使吴起的最终离魏具有了难言的荒诞性。
吴起离魏，至少证实了几个最重要的事实：其一，魏武侯疑忌吴起由来已久，绝非一日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囊括人才的开阔胸襟，也没有了坦率精诚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时期，魏国的内耗权术之道渐开，庙堂之风的公正坦荡大不如前。从魏国人才流失的历史说，吴起是第一个被魏国挤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国尊贤风气忽然复起。
魏武侯死时，魏国的庙堂土壤已经滋生出了内争的种子，这便是魏武侯的两个儿子，公子罂与公子缓争位。这个公子罂，便是后来的魏惠王。公子罂得到了一个才能杰出的大夫王错的拥戴效力，占据了魏国河外的上党与故中山国之地，公子缓失势。可是，公子罂还没来得及即位，韩赵两军便进攻魏国了。韩赵遵循晋国老部族相互吞噬的传统，要趁魏国内乱之机灭魏而瓜分之。浊泽一战，公子罂军大败，被韩赵两军死死包围。然则，一夜天明，几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罂却看见两支大军竟然没有了。事后得知，是两国对于如何处置魏国意见相左。各自不悦而去。对这场本当灭魏而终未灭魏的诡异事变，战国时评是：“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也就是说，魏武侯终究没有堪当大任的儿子，魏国原本是可以破灭的。言外之意很显然：没有灭国，并不是公子罂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罂不如此看，他将魏国大难不死归结于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罂即位之后立即宣布称王，成了战国时代第一个称王的大国（自来称王的楚国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称霸前期，衰落中期，迁都大梁之后的末期。第一时期是魏国的全盛霸权时期，大约二十余年；其时白圭、公叔痤先后为相，庞涓为上将军，率军多次攻伐诸侯，威势极盛，国力军力毫无疑义地处于战国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时期，以三次大战连续失败为转折，魏国霸权一举衰落。这三次大战是围魏救赵之战、围魏救韩之战、秦国收复河西之战。第三时期，以魏国畏惧秦国之势迁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后二十年。
总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国王生涯之概貌，成败皆在于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战国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历史不乏那种极具才华而又极其昏庸的君主。秦汉之后，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战国之世亦不少见。魏惠王者，一个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于他具备了这种君主给国家带来巨大破坏性的全部三个特征：其一，聪敏机变，多大言之谈，有足以显示其高贵的特异怪癖，此所谓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谋也，与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后世的少年晋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许多人误认为“英主”；其二，胸襟狭小，任人唯亲与敬贤不用贤并存，外宽内忌。这一特征的内在缺陷，几乎完全被敬贤的外表形式所遮掩，当时当事很难觉察；其三，在位执政期长得令人窒息，一旦将国家带入沼泽，只有渐渐下陷，无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终身制时代，这种“长生果庸主”积小错而致大毁的进程，几乎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庸主若短命，事或可为，庸主若摇摇不坠，则上天注定了这个邦国必然灭亡。譬如秦国，也曾经有一个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现，但却只有三年便举鼎脱力而暴死了。后来又有两个庸君，一个秦孝文王，一个秦庄襄王，一个不到一年死了，一个两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对秦国的危害并不大。在位最长的秦昭王也是五十余年，然秦昭王却是一代雄主。然则，即或如秦昭王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将秦国庙堂带入了一种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况乎魏惠王这等“长生果庸主”，岂能给国家带来蓬勃气象？这等君主当政，任何错误决策都会被说得振振有词，任何堕落沉沦都会被披上高贵正当的外衣，任何龌龊技术都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善于揣摩上意的亲信驳斥得一文不值。总归一句，一切在后来看去都是滑稽剧的国家行为，在当时一定都是极为雄辩地无可阻挡地发生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个奇特的癖好，酷爱熠熠华彩的珍珠，并认定此等物事是国宝。史载：魏惠王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较量国宝。齐威王问，何谓国宝？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说，国宝便是珠宝财货，譬如他的十二颗大珍珠，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这便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齐威王却说，这不是国宝，真正的国宝是人才。于是，齐威王一口气说了他搜求到的七八个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难堪。这是见诸史料的一次真实对话，其意义在于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了有为战国对人才竞争的炽热以及魏国的迟暮衰落。
也许是受了这次对话的刺激，也许是有感于秦国的压迫，总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国突然弥漫出一片敬贤求贤气象。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否则不足以证明魏国失才之荒谬。战国时期，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可谓得天独厚也。可是，终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纷纷流失，魏国竟一个也没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国小吏）、孙膑（齐人，先入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吴起，此后的范雎、尉缭子，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子，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法改写了战国格局，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商鞅的本来志向，是选择魏国实现抱负。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当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王时，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甚至连杀这个人的兴趣都没有，麻木若此，岂非天亡其国哉！
种种流失之后，此时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贤，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召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你等老人家）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这一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庄重无比，先宣布自己不说油滑的虚话，一定说老实话（寡人不佞），于是，一脸沉痛地将自己骂了一通，最后郑重相求，请几个赫赫大师谋划有利于魏国的对策。如邹衍、淳于髡等，大约觉得魏惠王此举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偏大师孟子自视甚高，肃然开口，将魏惠王教训了一通。滑稽处在于，孟子的教训之辞完全不着边际。分明是一个失败的君主向高人请教利国之道，这个高人却义正词严教导说，君主不能言利，只能恪守仁义！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连“利”这个字都不能提。在天下大争的时代，君主不言利国，岂为君主？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魏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师孟子的治国理念，明知邹衍、淳于髡等阴阳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当此背景，却要生生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说穿了，作秀而已。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没有一次如此“严正沉重”地谴责过自己，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高人面前“求教”，其虚伪，其可笑，千古之下犹见其神色也。
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作别，很令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而且，魏惠王还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见梁惠王》的问答篇章……能说，魏惠王不尊贤么？
历史幽默的黑色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驱赶得干干净净。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其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魏国的灭亡。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而喻。
实在说话，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对清明，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甚或偶然。譬如秦国，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王杀白起，是两桩明显的冤案，但却没有影响秦国的坚实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列位看官留意，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或者说国家用人路线，实质上有两个阶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第二阶段是功业大成后，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可以说是后需求阶段。历史证明的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而魏国的根本错失，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在将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时，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预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地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事简单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相、占候、灾异、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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