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拿过来的打字机，自然不可能是半世纪后应用了芯片技术，可以直接存储汉字字库和输入法，并使用QWER键位的中文打字机。
毕竟那玩意实在是太过黑科技，哪怕再过二三十年，以当下的技术发展速度也很难模仿出来，甚至很可能连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都理解不了。
在电子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三四十年代，机械操控仍然是所有设计的主流选择，或者可以算是唯一选择。
所以程刚拿出的第一台机器，便是最为传统的英文机械打字机，19世纪70年代正式进入市场，到了眼下的20世纪初，打字机在整个欧洲、美洲的办公室里已是平常之物了。
这里必须得要承认，在打字机这一机械发明之后，字母文字确实拥有了快速输入输出的方法，这一进度，相比于以汉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早了差不多一百年。
不过，对于从后世而来的现代青年程刚而言，这点代差基本可以说是无感的，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彻底将其抹平了。
只是如果放在一切仍方兴未艾的民国，各番感受自然大为不同，哪怕是程刚自己，有时候也得饱尝大量书写汉字的痛苦。
不不像现代，即便程刚个把星期乃至数月不碰笔，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不会有任何障碍，至于由此带来的书写退步，就另外说了。
当然，英文打字机这玩意在国内毕竟还是不太常见的，而且价格确实不菲，加上懂得英文或其他字母文字的人也少，所以程刚拿这玩意过来，无非就是给对方试一试而已，或者说，仅仅是做个展示。
果不其然，鲁树人对于第一台机器的兴趣寥寥，其实在今晚程刚提出要送他打字机的时候，他就觉得并没有这个必要。
一方面，现在鲁树人手抖的毛病并没有多明显，若是想要写字总还是能写下来的，也不会太过影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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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从进入30年代后，鲁树人的作品就主要以短篇杂文为主，基本很少涉及中长篇内容，所以写字负担并不算大。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于程刚的这些小动作，更像是以一种看戏的姿态来旁观，看看对方今天又会整出什么新花样来。
类似的事情在两人之前见面的时候就时有发生，程刚总是会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然后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当时乍一看上去，似乎毫无头脑，但事后一回想，又觉得挺有意思。
因此鲁树人给程刚扣上一个喜欢“故作神秘”的帽子，倒也不算是冤枉他了。
这里主要也是因为后者知道对方口风很紧，不会轻易将两人的来往经历轻易泄露出去。
而且鲁树人身处党外，与土共的内部事务基本没有联系，又对革命事业拥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加之他在后世的名气，所以程刚有机会的时候，确实喜欢和对方扯上些天南海北的话题。
甚至偶尔李润石也会掺和进来，通过程刚这个媒介与鲁树人隔空对话，都是极有意思的事情。
另外，与打字机相比，鲁树人似乎对附带的一本拉丁文书更感兴趣，尤其在注意到这是由瞿求柏编写的之后。
这两位在之前十来年里，一直属于民国文坛的大拿级人物，平时私交也是极好，历史上瞿求柏因为顾瞬漳叛变一事不得不四处奔逃，中间就有三次来到鲁树人家中避难，均收到了后者的欢迎，传下了不少佳话。
而这本拉丁新文字书，其实就是两年前瞿秋白还在莫斯科时，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汉语拉丁化方案。
回国后，瞿求柏又与吴玉漳、林伯衢等同志，以此方案为基础做了进一步改进，后世将其称之为“北拉”（即根据北平读书音制订）。
只不过，瞿求柏的“北拉”方案正式出炉时，程刚早已在南方根据地推行了现代的拼音以及部分简体字，后来又随着对其他根据地的物资援助，不断向外推广，已经逐渐有了成效。
相较之下，“北拉”方案因为过于激进，本就不受程刚支持，他自然也不会帮助其大力宣传，所以现在造成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见到鲁树人的动作，程刚轻笑着说道：“这本书是求柏同志让我给你送来的，不过我反正觉得没啥用处，在我看来，汉字拉丁化这条路的可行性并不高，仅仅只能拿来作为参考。”
客观地说，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潮流，从后世看来确实是一条走歪了的邪路，但这件事情必须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待。
在清末民国这一极为特殊的动荡时期，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各路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收税收到几十年后，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
反观一直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现在都已经有了航空母舰，而夏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此只要稍有抱负和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都会试图去寻找一条求亡图存的道路，开启民智，势在必行。
同时，这时候的汉字，往往只有中上阶层才学得起并有时间学，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只能被拒之门外，结果便是“汉字”成为了区分阶级的一个标志，因此鲁树人就曾对此作出评价：“方块汉字真是愚民的利器”。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
——这句话在后世看来委实过激了些，将这两个并不算矛盾的事物对立了起来，但必须也得承认，这是他们这群前辈在茫然求索之中，努力试图寻找出路而做的尝试，作为后人，谁也无法，更没有资格否定其中的初衷与精神。
“我倒是觉得这套方案还算不错，你为何会认为它没什么用处呢？”
这时鲁树人忍不住瞟了一眼桌上的烟盒，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行动，面对程刚的言论，他只是笑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等下，我这回可准备了不少资料。”程刚也不客气，转头在箱子里翻找起来。
其实就汉字拉丁化的问题，他之前早就想和对方讨论了，不过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程刚可不敢和对方随意“开战”，毕竟这位和人辩论起来，水平还真不是吹的。
所以程刚干脆简单粗暴地搞起了文海攻势，只见他首先拿出了一本书，
“这是15世纪朝鲜学者崔溥写的《漂海录》，当时还是明孝宗弘治时期，作者在书中记录了他在夏国游历的见闻，可以用来了解当时社会的一部分面貌。
这里我们只需要关注其中一段就行了，‘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闸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
臣至其地写以河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
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向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就是无识人也。’
这一记载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就能说明一点，最早在四百年多前的明朝江南地区，无论地位高低、家庭贫富，都有不少民众接受过基本的童蒙教育，文化普及程度之高，或许还能胜过如今的民国。”
作为东亚地区最早也最全面介绍夏国的外国专著之一，《漂海录》曾在朝鲜多次印刊，后又被译为日文、英文等在多国流传，但在国内的知名度还比较有限。
一直以来鲁树人对古董古籍的收藏就很感兴趣，听完程刚的介绍后，立马就提起了兴致。
也没多说什么，先是看了几遍对方所指的那段，然后又一目十行地浏览起了全文，《漂海录》通篇不长，所以不用花上太多时间。
而程刚则继续说道：“书中江南和江北的对比，其实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写照。
因此想要开启民智，消除文盲，并非简单将汉字拉丁化就能解决的，以古人的生产力水平都能普及基本的童蒙教育，难道我们还不如他们么？
反过来说，如今夏国的落后并非仅仅是源于我们的文化，更多的还是时下的政局太过动荡，割地赔款、土地兼并、军阀混战，古的今的问题都冒了出来，生在乱世，又如何指望能见到盛世之相呢？
所以我才觉得没必要将保不保留汉字的问题与民族存亡对立起来，古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没道理我们就做不到。
事实上，至少在我们土共的地盘上，这些工作已经颇有成效了。”
鲁树人虽然没有作出回应，但程刚知道若是仅凭这点浅显的分析，就能直接说过对方，这未免也太小看人家了，所以程刚接着趁热打铁，又拿出了一叠资料。
只不过这次就不是古籍了，而是一些现今根据地使用的扫盲教材，以及在经过扫盲的地区，进行的调查报告。
如果要说起这几年里程刚最为自豪的事情，那么推广教育绝对能够派到前三位中去。
有了来自建国后的资料与经验，哪怕如今的财力与人力都远远比不上后世，但也能做出不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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