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抵达莫斯科开始，伍翔宇的一系列行动，就是为了准备给斯大林提供另一种选择，哪怕不用空降派，他也可以把土共管理好，并且能够尽力满足苏联的需求。
这也是无奈之举，作为一个分公司的管理层，在没有足够的资本和战绩证明自己的实力之前，贸然提起要搞独立自主，要实行MBO（管理者收购），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别说总部同不同意了，就连分公司上上下下的这些人，是否愿意脱离原有大企业的光环，跟着这个新老板重头开始，也是说不准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至少相比于让上头随便派几个少爷空降下来管事，先想办法迎合总部的需要，再通过实际行动完成逐步的独立计划，起码看起来要好实现很多。
所以上交先进技术也好，实现从莫斯科到锐京的通信也好，包括中央苏区在内部的若干宣传手段，以及9月份那场浩浩荡荡的北上，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
至于由此带来的潜在隐患，只能说这本就是“和人说人说话，和鬼说鬼话”，因此说着说着，连带把自己人也给说信了，甚至都可以算是必须要达到的效果，这样才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要知道，现在的中央苏区当中，从苏联、申城和其他各个地方赶来的同志，算是占据了所有干部里相当不小的比例，在高层当中尤是如此。
这还是在中央机关没有正式迁入此地的情况下，后面若真的转移了过来，局势还要更加复杂。
而面对这些外来的和尚，李润石的资历实在算不上有多深厚，没有留过洋，也没有正式学过马列主义，甚至每回出口都是些粗俗且离经叛道的怪异言论，他想要稳住当前的位置，哪怕身后有伍翔宇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极其敏感的关键时期，也只有赶紧撑起苏联老大哥的旗号，才能暂时维持住好不容易闯出来的局面。
而且就连撑旗这件事，那也是不是轻易就能办成的，不然论起“贴心”来，本土派肯定不如留欧派，留欧派又必然比不上留苏派，大家凭什么让李润石站出来撑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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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这都不算是个人恩怨，也不是纯粹地就瞧不起谁，而是相当多的同志是真的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信仰的道理才是正确的，他们找到的路线才是必将要成功的。
所以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责无旁贷的自觉性，主动站出来引领团队的走向。
毕竟在这个时候敢于把脑袋别在腰上干革命的同志，除去少数一些投机分子外，大部分都是理想主义者，而对于理想主义者，就别指望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也算是李润石和程刚逐渐总结出来的经验，当初最为典型的参考对象就是刘安攻了。
这人你可以质疑他处理政治关系的具体能力，也可以质疑他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但对于一个甘愿抛弃原本的富裕生活，冒着枪林弹雨去战斗的同志，谁也无法质疑他对GC主义的理想和追求。
所以想要取得这类同志的支持，就必须求同存异，尽量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才有可能做成事，否则光是相互吵架，搞内部斗争，就会耗尽一个组织本就不多的精力。
这便是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步了，既然大家都是打着苏联的旗号，那么为何不能由其他人负责，在没有经历过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之前，想要说服其他人可不容易。
可以说，如果没有程刚的话，这件事是绝对做不成的，让一个本土派出身的干部扛起苏联的大旗，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就决定了其几乎为零的可行性。
所以历史上的李润石只能走上一条更为艰辛，代价更大，当然也更有收获的道路。
当所有理想或投机的干部，被动或主动地扛起大旗，保守或激进地惨遭失败后，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大家就不得不团结在了李润石的周围。
毫无疑问，那种在生死考验之下形成的政治局面，必然是前所未有，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的牢固。
而且在有程刚参与的情况下，或许还能尽可能保住既有的基本盘，使得李润石的威势相比于历史更为强盛。
但显然的是，不只是程刚，就连李润石自己，也不可能坐视整个组织再次走上这条血与火凝结而成的道路，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哪怕这么做反而可能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想要去尝试改变。
既然历史上那条可以复制参考的路线没法走了，那就只能重新开辟一条新路，要解决这里的核心矛盾，关键就在于话语权的问题。
留苏派为何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在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甚至没有半点资历的情况，刚一落脚就能迅速掌握一方大权，其实正是他们的话语权，或者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解释权。
掌握了这个权力之后，那么完全可以做到“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而且在被现实打脸之前，任何人都没法改变由这一权力下达出来的决策，同时权力越大，就越是难以质疑。
好在的是，在外来干部集中涌入中央苏区之前，通过谷田会议等一系列措施，这里已经初步地统一了思想，李润石天然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而在程刚的积极准备之下，那些留苏派们想要随随便便夺下权力，也绝不会如同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说到底，对于一个以理想主义者为主要群体的组织，最为紧要的就是理论问题，剩下的带兵打仗、经营政权等等，都可以算作次要考虑的因素。
除非确实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逼得同志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们才可能考虑暂时放弃或者改变既有的理论。
而在程刚这边，掌握了大量后世资料的他，最不缺的就是那些逻辑足够自洽的条条框框。
再加上程部长大力发展起来的教育事业，至少跟那些死脑筋的教条主义者斗上几个来回，是肯定够了，而且也不用担心其他同志因为对方似是而非的理论，而产生立场的偏移。
同时在中央苏区内部用各种五花八门的手段，宣传苏联的先进性，这同样也是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的举措，至于这些先进性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自然就是由话语权最高的人员负责解释了。
在这方面，吸收了后世经验的李润石，论起宣传能力来绝对可以吊打其他所有人。
对于那些头脑中一片空白的人员，自然随便什么画笔都可以在上面留下深刻的印迹，但若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轮廓，后面添加上去的线条若是不能遵循原有的规律，就很可能导致下意识的抵触。
而反过来看，在手拿油彩的老画家面前，哪怕新来的画手脑中已经有了模样，他也可以大笔挥洒上去，直接将其遮掩覆盖，无非是多花费些时间而已。
这些便是对内的策略，此外当然还有对外的方案，两者应该算作相辅相成的关系。
苏联或者说斯大林肯定不会因为这些简单的套路，就直接决定支持伍翔宇的所有行动，眼下伍、王两派的僵持，其实就是莫斯科一力造成的局面。
在这边看来，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底细，但土共内部绝对已经出现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
最初有人认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李润石，但很快伍翔宇的表现让苏联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身上。
作为土共近两年来的实际主持人，伍翔宇的分量在眼下肯定是要远远大于李润石的，所以当这般人物成了某一个派系的代表之时，就意味着这一派很可能具有决定土共走向的能力。
而最值得警惕的是，该派背后的武力，同时也算得上土共最重要的军队，那支红四军从一开始就透露着各种难以言喻的诡异。
三年的时间已经足以暴露很多关键要素，几乎所有利益相关人士，都知道了红四军一直在大规模使用各类苏式装备。
再结合工农红军的背景，无论是夏国国内，还是国际列强，甚至苏联内部，都普遍认为或者怀疑这是苏联人插手的结果。
当然苏联官方肯定是不会承认此事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站出来明确地否认，这样让他们受到了不少列强的反对和抨击，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苏联在夏国事务上的话语权。
英日等国一边努力扶持常凯申等军阀势力，好让他们赶紧把这股强得惊人的赤匪消灭干净，另一边又得摆出一副伪善地姿态，努力把苏联人拉到谈判桌前，请求这个粗鲁的毛熊不要随便给自己添乱。
所以在红军没有彻底倒下之前，苏联其实可以从中获取到不少好处，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在夏国扶持起这股力量。
至少日本人在做出任何可能影响到，苏联远东地区的行为前，都必须顾忌到这个能力，无形中这就是一种威慑。
至于列强们的报复，一路被针对过来的苏联人表示，根本就是虱子多了不痒，何况眼下西方各国连自己都顾不过来，更加不用担心。
但哪怕再怎么虚壮声势，苏联高层们也相当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误会，再加上略微地因势利导而已。
所以论起对红四军的好奇心，整个世界还要数苏联高层和负责此事的秘密机关最为旺盛。
毕竟从已经显露出现的迹象看，这般运输能力实在是太过诱人，如果苏联可以完全控制住，那么不止夏国的革命可期，苏联的远东也能无虞。
更不用说夏国若真要革命成功，哪怕只是分裂出一小块出来，也可以给他们平添一个相同阵营的盟友，对于一直被世界孤立的苏联而言，这样的诱惑完全无法抵挡。
唯一麻烦的是，直到现在都没人能查出来，那条隐蔽到几乎看不见的交通运输线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就给一切考量添加了相当多未知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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