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城这边，像瞿求柏这样的同志其实还有不少，他们虽然对于革命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在王冥和伍翔宇两派之间，他们还是更倾向于更有政治经验，也更善于处理内部关系的伍翔宇。
包括以罗章隆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派，虽然从一开始就是既看不惯伍翔宇，觉得他太过软弱只顾着调和，也瞧不上王冥，认为这人乳臭未干狐假虎威，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伍翔宇继续坐镇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暂时没有做出更加过激的举动。
只不过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却掩盖不了暗地里的波诡云翳，尤其是对于掌握了特科的伍翔宇而言，他更加清楚这几个月以来申城的组织内部到底承担了多大的风险。
可以说，若是把两派之间的僵持局势视为一座刚刚形成的堰塞湖，那么这些日子里发生的若干事件，不过是湖堤崩溃前的些许预兆而已，真正的危机还远未解除。
伍翔宇非常清楚，最大的危机并不在米夫，也不在王冥，这两人虽然政斗颇有手腕，但眼下对方的派系还未完成形成，对伍翔宇以及申城中央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
真正麻烦的人物，应该是顾瞬漳，这个流氓分子出身的红队队长，在过去被直管特科的伍翔宇视为左膀右臂，但历史已经证明了此人的危险程度，任谁也不敢继续放心使用。
当初在离开夏国前去莫斯科的时候，伍翔宇曾经暗中嘱咐特科二科长陈耿，密切关注三科长顾瞬漳的一举一动，就是为了以防万一，避免因为蝴蝶效应导致顾瞬漳发生意外。
幸运的是在伍翔宇离国的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生最危险的情况，顾瞬漳还是保持着表面上老老实实的模样，但在一些细微之处依旧暴露出了他的不少问题。
虽说这些主要是作风腐败上的毛病，并没有直接影响到革命事业，但其规模之大举止之嚣张，还是让一直在暗中盯着的陈耿感到愤愤不已，哪怕没有伍翔宇的提醒，他也打心里觉得此人怕不是迟早要叛变。
回国之后，伍翔宇自然也收到了相关汇报，这些调查材料倒是没有出乎他的意料，毕竟都是在历史上已经证明过的事实，只是其中的一些细节还是让伍翔宇感到相当后悔，当初就不应该把权柄随便交给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物。
可顾瞬漳毕竟掌握特科乃至申城中央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俗称打狗队、锄奸队的红队当中，不少人都是他亲自招揽过来的手下，甚至有的直接就是他的各种亲朋好友，沾亲带故。
因此到底组织对于红队的掌握程度到底如何，伍翔宇根本没法确定，再考虑到中央的重要机关就设置在顾瞬漳及其家人的眼皮子底下，哪怕心知这人已是相当危险，也没人敢随便打草惊蛇。
若是没有米夫、王冥横插这一杠子的话，伍翔宇的计划应该就是继续将顾瞬漳稳住，不仅不能轻易夺去他原本的科长职务，而且还得想办法给他升官加爵，就连明升暗降的套路也绝对不能用。
毕竟无论是从过去还是“未来”上看，顾此人一直都是相当敏感，并且具有十分旺盛的“事业心”，如果不能尽量满足其需求，那么他的心思就会很快摇摆起来。
当然了，单纯的收买肯定是没用的，毕竟说起升官发财，谁也没法跟果党那边相提并论。
所以还需要想办法将原本暴露在顾眼中的各级机关，尽快转移到红军根据地去，这样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以免这颗不知什么时候爆炸的炸弹对党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
只不过，这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划看起来确实相当完美，既实现了城市路线向农村路线的主动转移，又规避了本就存在的重大风险，似乎一石二鸟，天衣无缝。
可实际这就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要知道，历史上土共之所以从申城转移到锐京，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顾瞬漳被捕，导致申城众多机关被敌人捣毁，中央在此难以继续立足，这才不得已而离开。
可若是想要调换过来，而且根本不可能用顾瞬漳将会叛变作为理由，在还未发生重大变故之前，哪怕现在的中央苏区已经颇具威势，也很难对申城的同志产生什么吸引力。
毕竟，虽然都是被叫做中央，但在这边大部分同志的眼中，他们才是最重要的核心，申城才是维持革命事业继续发展的重镇，这种观念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扭转过来。
但若是能够抛开既有的成见，仔细分析这背后的潜在关系，其实大家应该能够发现，先前申城最重要的安全性以及通信的便捷性，眼下已经不再如之前那么突出，也就是说，转移的条件已经开始成熟了。
这里通讯问题前面有提过，在这个时代，申城作为全国最为先进的工商业重镇，堪称唯一的现代化都市。
所以中央坐镇在此，无论联络哪里都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便捷得多，就更不用说农村了，尤其是在没有国际电台的情况下，一旦前去内陆，就相当于断开了和莫斯科的联络。
只不过，在锐京已经解决了电台的设备、技术、人员等问题后，甚至从半年来的局面看，锐京的条件较之申城居然还要更有利一些，所以这个限制条件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然了，通讯的问题只能算作次要考虑，最重要的应该是安全性。
当初常凯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央驻地被临时转移到了江城，就是因为党内不少人寄希望于，汪精伪这个果党左派的领袖人物能够与土共继续合作，但很快宁汉合流就给他们打了狠狠一巴掌。
所以接下来中央就不得不迁入申城，依靠这边租界的特殊性确保组织活动的安全，虽然说起来有些耻辱，名义上掌握了夏国政权的金陵政府，根本就没法把手伸入洋人的地界当中。
即便他们想要抓人，也得依靠巡捕房先把人抓住，然后再转交到果党手中，这其中就给土共留下了不少的操作空间。
但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无奈之举，除去少部分艺高人胆大，以及一些完全不在乎暴不暴露的人士，大部分同志在租界当中都必须谨言慎行，时常心惊胆战，说得难听点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若是只有少量地下党的人员如此也就罢了，但一个党最核心的若干机构，从上到下全都长期处于这种水深火热的憋屈状态之中，正常人都知道肯定受不了。
这里面，党员们的觉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换成是果党那些家伙，那么诸如顾瞬漳这般的例子，怕是刚刚转移到租界还没几天就会爆出来，但土共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用一种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了数年之久。
但话又说回来，现实的压力还是让很多人急于改变如此不正常的状态，只不过限于时代的眼光，党内主流意见始终是希望能够尽快占领一处核心城市，最好能够沿海，以复制先前北伐的成功案例。
比如三年前的洪城起义，最开始定下的目标就是带领部队南下粤省，哪怕不能夺取羊城，也要占据循江。
只可惜不止洪城起义军大部分先后溃散，就连好不容易发动的羊城起义也在果党和列强的干预下惨遭重创，最后两边余部合为一处，即王凯带上槿甘山的那支部队。
所以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前人（常凯申）走完这条路之后，第一反应肯定是首先把路给堵死，绝不给后人留下任何机会。
但党内不少同志始终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到今年李利叁的左倾冒险同样也是这种错误路线的延续。
当然了，哪怕是已经接连受挫，能够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并且敏锐发现应该转而从农村出发的同志，到底还是少数。
再加上一直以来留在申城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所以像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一般，不少人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现状，然后多试几次。
可问题是局面在11月底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
红一军团从九月份开始由赣南北上，先是围攻洪城，而后联合鹏石穿的红三军团在湘鄂边界大闹一场并成功渡江，接着又在鄂豫皖闯荡出了一番声势，如此种种确实给当时尤为沮丧的党内同志打了一针强心剂。
当时伍翔宇恰好回国，正好碰上各大报纸开始报道此事，也为他接下来的整顿提供了不少威信力。
但麻烦的事情（至少在申城这边看来）还是发生了，为了保证回程渡江的顺利进行，程刚极为大胆地击沉了两艘列强炮艇，甚至还俘虏了好几十个洋人水兵。
自从被打开国门以来，这般“战绩”简直是空前未有，于是很快就引发了全国的轰动，哪怕洋人和金陵政府极力掩饰并严加封锁，也根本挡不住各种小道消息的传播。
但问题是提气归提气，包括党内的不少同志问讯后也是精神一振，可这次丢完里子又丢面子的英、日两国，恰好就是申城租界尤为强盛的两大势力。
虽说中央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公共租界（由英租界转变而来）和法租界，可在对待赤色分子的问题上，这些列强的屁股还是能坐到一起去的，所以很快中央机关的生存环境就遭到了严峻的考验。
当然了，程刚的行动肯定是早就跟伍翔宇通好气的，所以后者为了安全起见，早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虽然难免承受了些许影响，但整体损失并不算太过严重。
甚至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一部分同志转变观念，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当时确实有一批人离开了申城，其中大部分都去了中央苏区。
不过暗地乃至明面上的异议、怪话，肯定也是有的。
毕竟闯下名声的是红一军团，可承担代价的却是申城中央，而且双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本来就存在不少摩擦和矛盾，之前他们让李润石出兵，硬是不肯，结果等申城的计划近乎宣告失败，那边却开始动了起来，简直就是活生生地打脸。
可话又说回来，当初本就是这边决定要截断长江商路，而且还下令江边的红色武装采取行动，甚至做好了要与列强坚决斗到底的准备。
所以除去少部分人暗戳戳地转变立场，迅速从激进左倾变为保守右倾，然后开始指责伍翔宇之外，其余同志还是能够勉强接受这个结果的。
虽然之前的失败让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下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但能够见到成功的案例，哪怕这是异见者所为，出于最朴素的爱国情怀和阶级意识，他们依旧感到了由衷的高兴。
另外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谁也没有预料到，李润石率领的红一军团，居然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不声不响地积攒下了这么强大的力量，只要撇去立场的障碍，还是能够振奋人心的。
因此这一事件发生后，伍、李派系在引发党内一部分极端分子反感的同时，也争取了不少人的支持。
以上种种，其实已经表明申城或者说租界，这个过去的安全堡垒，已经逐渐开始不堪重负，眼下正是到了走上一条新路的时候。
而以赣闽粤湘的农村地带为核心的中央苏区，又用实际行动展现了自己的战斗力，证明了自己的安全性。
所以在伍翔宇等人看来，不管大家到底愿不愿意承认，后续的形势都必将迫使他们不断向苏区转移。
只是在各种压力之下，若能够尽快完成这一转变自然最好，毕竟时间不等人，谁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数。
但就目前来看，今年的一系列操作，伍翔宇和李润石的内外配合，还只能说暂且埋下了一个伏笔，后面仍有相当艰巨的工作需要他们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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