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程刚回到赣闽根据地的第二天，昨天下午在锐京降落的他，简单休息一晚后，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闽西。
相比于历史同期，此时的红军不只是人数装备上升了数个档次，包括地盘也扩大了好几倍，那时的根据地只能成为闽西，而当前位面却可以冠以赣闽，即赣南与闽西两处。
如此局势，差不多将整个根据地的发展提前了一年左右，不过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虽然在思想上还没有实现统一，可毕竟兵力雄厚，粮草充足，不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现实里的战争不是游戏，不是说你占领了某地，那处地图就会给你直接标红，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打过去，那么等大部队一离开，当地立马又会恢复原样。
而且，若是仅是依靠当地原有的党组织和游击队，那想想都不可能，所以还必须向地方支援干部，派驻少量指战员以充实其武装，还少得不得支援一些物资装备。
总而言之，红军占领一地之后，先不论派驻地方的工作人员水平如何，至少有能力搭建基本的政权，再拉起一支像模像样的赤卫队，算是勉强在当地打起了旗号。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赣南的锐京算是整个根据地的中心，其次便是闽西一带距离锐京最近的长定，这两处红军的投入最大，根基也最为雄厚，至于周围各县，则只能说是虚虚实实了。
此时的李润石与王凯，正好就在东南角的上行县，这里与隔壁的隆岩一起，正是最新打下的地盘，依靠着原有的地下组织初步建立了政权。
前段时间赣闽粤三省的会剿，重头戏就在这一带上演，当时前委的规划是赣省方向以守为主，依托兴郭、凝都、余都一带的赤卫队和部分正规力量，以游击作战的形式展开斗争。
作为红军的‘老朋友’，赣军经过前期的不断打击，如今在战斗力上早已不如往昔，所以这边的指挥员们都没有把西边来的敌人太当回事。
而在东侧，因为闽西一带红色地方武装还未健全的缘故，再加上敌人兵力的侧重，将近十个团全部堆积在漳、泉一带，则成了此次反会剿的重中之重。
不只是闽省的部队，就连粤军那边，也派来了数个团占领了上杭南边的甬定，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斩断红军伸向闽省的触手。
当然了，在常凯申的设想之中，最好当然是把赣、闽两地的赤匪一并剿除为好。
但他那时刚刚和冯、阎打完，军阀混战的局势虽稍有缓和，不用担心被其他事务牵扯精力，可能够动员起来的财力和兵力却还是有限。
若是换成历史上困顿于闽西的红军，可能需要头疼一阵，但对于眼下正规兵力近万的红四军来说，已经算不得什么麻烦的事了。
这也确实是为难那位蒋委员长了，他虽然视剿赤为第一要务，可问题是眼下北伐留下的残局还未彻底扫荡干净，所谓果军只能算是偏安一隅的江浙军阀。
顶多占据一个大义，再加上财力雄厚，又掌握了最紧要的长江出海口，方才在全国范围内有那么点号召力或者说存在感。
所以也不要嫌弃常凯申小瞧了红军，实在是每次都怀着狮子搏兔的想法来剿匪，本以为可以万无一失，却总是功亏一篑。
当然了，对于红军一方而言，这次反会剿也不是完全没有吃亏，这次程刚过来，正巧就赶上了红四军的自我检讨会议。
“这次我们对敌军会剿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敌军是三路围攻兵力众多，我们占据弱势，如果停留在闽西则无法打破敌人会剿。
与此同时，部分指挥员对游击战的认识不够深刻，主张打正规战，但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又不希望与敌人硬拼，便觉得只有‘打出去’才有办法。
而决定出击闽中后，我们没有及时做出周密的军事计划，也不熟悉闽中的地形和人情，同时缺乏较为明确的进军方向和目的，从而耽误了部分战机，造成了一定损失。
如此种种，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军委对于革命战争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滋长，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比较严重，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会议上，有别于某些同志洋洋自得，对于所谓自省颇不耐烦的态度，军长兼军委书记王凯，上来就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
严格来说，这次为了防备敌人进攻闽西，而采取的出击闽中的计划，其实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战果，至少牵制了敌人一部分的兵力。
但是最吃亏的地方还是在于红军对闽中的地理人情不够熟悉，同时党在当地也缺乏足够的组织，所以便导致了进去一抹黑的局面。
进入闽中后，红军每到一个地方，经常会出现一时之间找不到饭吃的情况，有时甚至得不到群众的一点帮助。
这主要在于闽中不少地区确属穷乡僻壤，当地百姓没有米吃，只有蕃薯等物充饥，可偏偏群众又不了解红军的作风，一律采取躲避的态度，硬是使得红军陷入了这般未曾想到的困境。
再加上闽中地势险恶，山高水深，沿途都是荒山峻岭，河水深及颈项，上山能把脚走痛了，过河能把小孩子淹死了。
还有那层出不穷的土匪，沿途就有不少土匪和炮楼，对方占据地势，客场作战攻打起来消耗不小，打不死你恶心死你，但群众又始终不能发动起来。
类似的情况在之前出击赣南的时候也有遇到过，当时同样做出了不少反省，但就效果而言，不少同志并没有彻底吃下这个教训。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物资的丰富让曾经的很多麻烦都变得不再是问题，比如在七八月的闽中天气炎热，正是疾病流行的时期，但因为携带了充足的净水片和药物，从而大大减少了病患与伤亡。
这本来确属一件好事，可这背后却意味着后勤物资的大量消耗，待到作战后期，当携带的药物消耗殆尽时，又缺乏于闽西的交通线补给，陡增的患病率着实把不少指挥员吓了一跳。
宽裕的物资确实让指挥作战有了更多的冗余量，不必要求每个指挥员都一定得在钢丝上跳舞才可以获得胜利。
但如果没有明确的建军纲领，缺乏先进的指导思想，那么优渥的条件就会让指战员们丧失对危险的警惕，乃至出现缺了后勤就不知道怎么打仗的尴尬局面。
当然了，这时的红军还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但种种迹象还是引发了李润石与王凯的注意，毕竟这里最为致命的是，他们的物资大多不是自造的，而完全依赖于程刚这一条渠道。
如果不抓紧时间将部队的风气调整过来，一旦其中出现什么差错，那么等到危机来临之际，很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在王凯发言之后，李润石也同样上去做了总结，作为根据地军政的最高领导，他肯定不会推卸任何责任，甚至还要主动把问题往身上揽。
有了两位首长的带头之后，后面的工作自然就好开展多了，虽然还是无法排除某些同志心中的不忿情绪——明明打了胜仗，却还要老子来做检讨。
但至少对于大部分有一定思想觉悟的同志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只有不断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大浪淘沙，并不是每一个早早参加革命的人，就一定能成就一番伟业，除去必要的运气因素之外，还需要永不停歇地迈过一道道思想上的门槛。
但凡在某一道坎上停住脚步的人，运气好的便是被后来者替代，然后泯然众人，运气不好的，则会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被直接淘汰出局。
旁听完这一整场检讨会后，程刚不由地产生了这番感想，平心而论，他自己也有极多的毛病，有时可以依靠自觉慢慢克服，但有时还是因为本能的惰性而始终残留了下来。
只不过相比于其他同志，他获得了来自大家的更多的宽容与理解，所以才显得那么的游刃有余。
所以在会议的最后，这个刚刚回来的后勤主任，也激动地上台进行了一次自我反省，对身上始终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了检讨，并恳请得到同志们的监督。
至此，这次会议算是圆满结束，之后，程刚又顺势给前委的同志通报了他带来的中央信件。
这封信主要由伍翔宇、李利叁、刘懿三人商议而成，期间程刚也充当了一部分参谋的角色。
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肯定了李润石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坚定地支持他关于红军行动策略和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主张。
如果说刚才的检讨会算是半场思想统一会议，那么当中央明确对李润石的绝对领导地位表示支持之后，一次彻底的整军会议，条件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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