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那种好像钦差大臣一样居高临下又趾高气扬的语气，实在令人生憎，不过曼恩主席涵养很好，他没有直接批评墨索里尼什么，只是顺着塞巴斯蒂安的话头接着说：“是的，为了让国际的代表同志们尽快熟悉格拉斯哥的情况，我也会邀请你们来参加罢工委员会的会议。”
熊雄也感到墨索里尼的话说得生硬了些，中间插一句说：“罢工委员会只要原则上服从国际的领导就好，我们还不了解格拉斯哥本地现在具体的罢工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也无法就细节上的问题帮你们做决定，暂时还是要由你们的罢工委员会自己来这些决策。”
曼恩主席没有再说什么，但很明显，他周围其他罢工委员会的年轻同志们，脾气和涵养就不像曼恩老先生这么好，有几名矿工打扮的年轻人已经很直接的以挑衅的眼神注目着墨索里尼，好像在问候他要不要现在来打一架似的。
矿工同志这一群体的脾性可从来都不算温顺之列。
墨索里尼被这氛围吓了一跳，总算改口：“几位同志讲得都很正确，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罢工委员会只要原则上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就够了。”
“那么爱尔兰问题呢？”曼恩主席又问道。
熊雄和墨索里尼都闭口不言，更了解英国情况的塞巴斯蒂安思考以后才沉吟说：“爱尔兰这座常青之岛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还是厄尔斯特吧？”
“是的。”
“似乎厄尔斯特的居民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塞巴斯蒂安又说，“他们占了爱尔兰工人群众的一半左右，可和占爱尔兰人口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关系却特别糟糕。”
曼恩主席回答说：“更准确一些的说法，应当是爱尔兰的圣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有着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仇恨。”
塞巴斯蒂安答道：“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冒然点燃这把火，否则将给当局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政策创造机会。”
“您也认为对爱尔兰应该采取稳健一些的策略吗？”
塞巴斯蒂安又看了看熊雄和墨索里尼两人，回答道：“是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1912年秋天，厄尔斯特的保守党头子尔逊号召用武力阻止在爱尔兰新教各郡推行自治。卡尔逊所建立的武装部队将近10万人，拥有大炮、机关枪和铁甲车。1914年初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几个团前去厄尔斯特，以便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当天夏天，爱尔兰为了防止卡尔逊匪帮的袭击，开始组织志愿军，整个爱尔兰开始变成一座军营。英国政府对厄尔斯特派的行动装聋作哑，这时千方百计地阻碍给爱尔兰志愿兵运送武器，宗教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掺杂在一起，爱尔兰的问题确实十分复杂，现阶段罢工委员会还不应该在各方面的力量对比清晰以前，就主动去刺激这一问题。
不然，当局就很可能借口爱尔兰危机来发布戒严的命令。
曼恩主席对这样更加切合英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策略十分满意，他很快就让人安排带第三国际的这几名代表旁听罢工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可即便如此，墨索里尼还是十分不快，他在和塞巴斯蒂安、熊雄乘车回旅馆的路上，犹自抱怨道：
“英国人太骄傲、太自负了！英国的工人群众、英国的国工人组织和革命团体，都没有表现出那种负责任的态度来！”
坐在墨索里尼一旁的塞巴斯蒂安问道：“贝尼托，什么样的态度算是负责任？”
“至少也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指挥吧。”墨索里尼拍着汽车后排皮质的座椅，很不高兴，“我在英国没有受尊重的感觉，您也知道，在巴黎的时候连饶勒斯主席都不会用这样的态度……您没有看到吗？曼恩身后那几个肌肉发达的工人小伙，他们活生生摆出一副想和我打拳击的模样，该死，太不尊重人了，我现在很怀疑工党的阶级性质。”
熊雄说道：“还是不要轻易说这种话，您地这句话足以称为一种指控。”熊雄是觉得墨索里尼待人接物确实不够礼貌，但他也觉得英国方面的工党和罢工委员会都有些眼高于顶，他们是觉得英国曾经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就不把国际放在眼里吗？熊雄觉得起码这种态度是很不可取的。
当然墨索里尼不够礼貌也有他的问题。
塞巴斯蒂安看着眼前这两人，好像很有些话要说。这时候汽车经过了格拉斯哥工人聚居的贫民区，这里的房屋明显比市中心的模样粗陋许多，许多穿着汗衫的工人就蹲在路边吃饭，食物非常简单，大战都结束四五年时间了，可是由于造舰竞赛的压力，英国至今还没有解除食物配额制度，工人们能吃的东西只有各式各样的土豆菜肴。
墨索里尼也注意到这些可怜的工人，他向塞巴斯蒂安恭维说：“我到巴黎的时候就发现巴黎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改善了许多，这比英国强得多，所以我就更无法理解英国同志那种莫名其妙的自大，难道他们的革命进展不是比法国和中国落后得多吗？却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指导，还是民族意识过强、阶级意识过弱了。”
塞巴斯蒂安沉默
了好一会儿，熊雄和墨索里尼在这方面的意见似乎一致，他们都感到阶级意识要比民族意识重要得多，这当然不错，可是阶级意识是应当这样表现的吗？
在回到旅馆的时候，塞巴斯蒂安终于开口说：“朋友们，我注意到你们对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看法存在一些问题。是的，马克思曾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说工人没有祖国，可马克思也这样说过——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熊雄同志，贝尼托同志，你们有一点说的正确，那就是现阶段的民族主义对于工人斗争而言确实是糟粕，因为现阶段的民族主义要求建立民族国家，不难看出，民族主义制造的国家机器和国界也在阻碍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还有许多前资本主义的受压迫民族，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就无疑是进步的，另一点则是民族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在时代的进步使它自行消失以前，我们都必须要面对和正视民族的分野。”
塞巴斯蒂安很有些苦口婆心和语重心长：“当无产阶级控制国家机器以后，我们就要承认它自身的存在形式还是包括民族的，只是这样的民族不再像资产阶级理解的那样，是继续庇护国家机器的存在，而是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
墨索里尼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水平并不差，他完全能理解塞巴斯蒂安这番话的意义，只是对墨索里尼而言，考虑到现在意大利的革命距离胜利实现似乎还有一段距离，考虑到意大利的国力即便在革命胜利以后也未必能迅速提高到非常强大的水平，他就还是更愿意借重自己在第三国际中的地位来掌权。
这就让墨索里尼更愿意强调国际主义的阶级意识。
熊雄理解的较慢一些，不得不说中国的革命胜利都已经有好些年的时间了，但中国社会党那些从辛亥革命成长起来的高层领导人，还是有许多人对马恩林思想半通不通。
像熊雄这样能努力理解塞巴斯蒂安这番话，都算很不错了。
熊雄若有所悟：“富尔同志，您说的也很有道理，冒昧请求，我能将您的这番话发表在中国国内的报刊上吗？我觉得这些内容对当下的中国非常重要。”
“请便，如果我能帮助到中国，那当然不胜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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