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说，他们早就不满于北洋政府久矣。一方面是北洋政府把北京大学当成了安置裙带私人的一个安乐窝了，把那些没有学问的亲朋好友安插在北大当教授讲师领取高额薪水，或是把那些亲朋子弟送来北大镀金，打算在这里捞一个文凭再安排到政府里去。
在蔡元培没有担任北大校长之前，在北大就读的执绔子弟和没有品德的北大教授在八大胡同为了妓女打架，曾经是京城出了名的笑话。
另一方面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国门大开，从海外传回的各种新思想和新科学已经打开了年轻人的头脑，可是北洋政府却依旧试图延续满清的愚民政策，在大学里教导四书五经，而不讲外国的科学和思想，这显然就是在把这些中国最有前途的年轻人当猪养了。
因此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之后推动的对于北大的改革是深受进步师生的欢迎的，而这一次共和党对已经退位的清室提出控告，则极大的鼓舞了北大的进步学生，让他们把本日里的不满都发泄了出来。
从得知共和党的控告开始，北大的进步学生们就开始了在学校内不断的集会演讲，不仅在于批评满清的腐朽无能，还将之前日本侨民在上海制造的冲突事件也归罪于北洋政府的治国无能上了。北大学生不仅仅在自己的学校内进行演讲，还联络了北京各所大学的学生。
随着学生联合运动的不断扩大，到了9月29日，北京各所大学一千OTg2NTc=多学生和从天津赶来的学生代表终于从学校中走了出来，跑到了新华门外对总统进行请愿。
由于学生中有着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带头，因此这支游行队伍从北大绕过大半个紫禁城走到新华门外时，一路上不仅打出了标语，还在沿途向北京市民宣传了自己的主张。学生们的主张很是明确：“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打倒慈禧，废除庚子赔款。”
对于学生们的慷慨激昂，北京市民中有些人是支持的，有些人则是感到好奇，也有市民觉得学生们是不务正业。但是根据传统，现在的大学生就相当于前清时期的举人，是国家的预备官员，国家的预备官员都开始上街了，那么一定是政府出了问题了，这是大多数普通百姓心中冒出的第一个判断。
对于国民党来说，虽然他们从前清时闹革命闹到了民国，但还是第一次遇到学生运动的对象指向了自己，因此一开始不免有些惊慌失措，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劝说孙中山不要出去同学生碰面，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和孙中山当面争执起来就难看了。倒是戴季陶、朱执信和宋庆龄劝说孙中山应当出去见一见学生，不能冷落了年轻人的爱国心。
孙中山最终还是决定出去见一见学生们，不过等他走到新华门时，学生们已经在门外等待了将近40多分钟，原本对于孙中山有所期盼的学生，现在也生出了许多不满。
因此看到孙中山出现后，就有站在前排的学生不满的指责道：“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但是没想到您当上总统后，居然也和袁大总统一样，高卧于深宅大院之内，不肯轻易同普通人接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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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若无其事的站在那里不置一词，场面一时冷淡了下来，就在戴季陶想要出声解围时，又有一位同学突然出声说道：“总统先生，现在国事混乱不堪，日本人无故在上海挑事，协约国各方又拿着和满清签订的条约欲制我中国为奴仆。敢问先生，您可有什么对策吗？”
孙中山瞧了一眼街道上乌压压一片的人头，他于是向第二名说话的学生反问道：“既然各位同学都来到了这里，想必你们心里一定是有了一些想法了，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不如就从这位同学开始说好了，这位同学怎么称呼？”
被反问的学生楞了一下，就稍稍有些紧张但还算口齿伶俐的回答道：“我是北大学生张国焘，我认为总统应当和共和党的吴主席联合起来，对内消除军阀割据，对外收回国家利权…”
青年学生虽然容易被理想所感动，但也很容易迷失方向，比如在孙中山的反问下，很快学生们就开始偏离了今次游行请愿的目的。有的人认为应当早定国会，使得民众的声音不能传递给政府上层；有的则认为国家应当加强军备，如果外国不肯放弃在华特权那么就应当动用武力；有的则认为国家应当早日完成军政上的统一，不能继续这样一团散沙的局面；有的则认为政府现在尽说空话，完全不顾及底层民众的想法等等。
不过孙中山对于学生们的坦率说话并不敷江浙湖汉北衍或示弱，他有时也直率的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大致意思是，学生们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是能够感受到的，对于学生们表现出的改革国家的勇气他也是钦佩的。
但是他很快又指出，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是学生们能做到的极限，学生们能做到的最大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可是外国列强不仅有巨舰大炮，还有机关枪和飞机，只要他们愿意，杀死几万中国人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最后孙中山向学生们指出，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收回国家利权，统一全国，那么不如去参军。如果他们愿意拿上枪在战场上干掉那些反动派，那么他们想要的才会变为现实。
在学生们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孙中山又突然转换了话题道：“…至于同学们所需要的那些东西，政府现在也在努力。我也一直再同共和党的吴主席和徐总理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和各国进行交涉，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收回各地的租界，从而让中华民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真正的共和国家…”
孙中山站在新华门的门口和学生们畅谈了约三个多小时，丝毫不见疲倦。虽然一开始双方见面时稍见火气，但随着交谈的深入下去，气氛也渐渐融洽了起来。孙中山除了劝说学生们好好读书，把政治上的事情交给政府去处理，顺便还想学生们宣传了一把三民主义，希望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然后跟随自己一起把中国革命继续下去。
虽然学生们没有从孙中山这边得到什么承诺，但是能够和民国总统进行这样的平等对话，对于大多数学生们来说已经感到满足。看着天色不早，孙中山让戴季陶记下了几名学生中较为踊跃的积极分子，承诺今后其他同学可以通过这些积极分子和自己对话，这才解散了这次的学生游行请愿活动。
学生们从新华门离去时，都对这位总统先生大起好感，有人在同学中称赞道：“孙先生虽然对于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比较不了解，但也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这场大学生的请愿游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各校的学生们在回去之后认为应当成立一个大学生联合会，在时代的潮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推动社会进步。大学生联合会的建立，让北京各大学校中的保守分子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也使得政界的保守势力失去了青年们的支持。
于此同时，在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被视为日本民主思想的代表—东大法学院政治学教授吉野作造，接到要他与右翼运动领导者同台辩论的挑战书。
在幕末时，吉田松荫与山县大华展开过一场争辩。吉田相信，日本的国体是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中心展开，具有绝对的独特性；后者则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同样的推进力量，日本并不特殊。这大约是日本最初的国体之辩。
到了明治时期，上杉慎吉和美浓部达吉两人继续了吉田松荫与山县大华的这场辩论。上杉反对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宪法，对《大日本帝国宪法》进行绝对主义解释，强调天皇神的地位，主张天皇主权说，与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形成对立。
吉野作造则对美浓部达吉的思想更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民本主义。他于大正五年发表于《中央公论》上的《论宪政本意及其贯彻之途径》一文，力主对内放开言论管制，实施普选制度下的政党政治；对外批评了帝国扩张政策。即便是美浓部达吉，在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上也是认为可行的。
吉野作造的这些言论极大的刺激了日本右翼分子，特别是在米骚动之后，日本的民众对于财阀和军部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开始大受欢迎了起来。为了防止国民被吉野作造的这种非国民言论所毒害，右翼组织一直都想找吉野作造的麻烦。
但吉野作造可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作为东大教授的身份就已经让他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的一员，哪怕是右翼组织背后的军部也不能轻易的去挑战一名东大的教授的，因为东大正是日本官僚的养成所。
不过随着吉野作造卷入“笔祸事件”，就给右翼组织“浪人会”找到了借口。“笔祸事件”指的是8月26日，《大阪朝日新闻》对“米骚动”的报道里引用了古语“白虹贯日”，“浪人会”立刻借题发挥，认为《大阪朝日新闻》是在煽动民众造天皇的反，在他们四处活动，上纲上线后，最终迫使该社社长辞职、编辑部改组，毁掉了这个民本主义的根据地。
吉野作造对此事件极为愤懑，在报纸上称“白虹贯日”笔祸事件是“排除言论自由的社会压迫”。报道之后的某一天，酒气醺醺的四个“浪人会”成员跑到了吉野的研究室挑衅，吉野慨然要求与他们进行公开的辩论。
“浪人会”其实并不想和吉野作造做什么辩论，他们只是想要威吓对方而已。但是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东大学生们的注意，这个事件的性质就有些变化了。东大是日本官僚的养成所，但日本人并不是进了东大才有这样的认识的，而是在他们进了一高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因为进入一高的学生至少有80%的人是能够进入东大的。
通过一高考试的十八岁日本少年，都会觉得整个人生中最困难的竞争部分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六年的学校生活，是可以用来描绘日本未来的蓝图了，事实上他们想的一点都没错。
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束，对日本而言是个崭新时代的开端。自1867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来，约莫四十年间，日本国民都生活在必须攀登“文明阶梯”—如果说真有这种东西的话—的使命感之中。特别是在1911年日本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后，日本的国民已经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明治维新所制定的目标，这让许多人开始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了。
军部的对外扩张论和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实质上就是在为日本寻找大正时期的目标。军部在大陆上的连续碰壁，国内爆发的“米骚动”事件，终于让日本的国民开始审视帝国内部的结构，试图将国家的重心放在内政上了。
刚上台不就的原敬同样抱有着这样的想法，这一次接替寺内上台，他也同样意识到了国内如果不做出一定的变革，压制军部的野心，那么日本国民也许就真的要走向赤俄的道路了。
东大学生对于“浪人会”的不满，和对于吉野作造教授的支持，除了师生之谊外，同样也是对于当前体制不满的表现。在这次的“米骚动”中，那些大学生们同样也是不满者，在他们没有真正进入体制内的时候，哪怕是这些官僚预备精英们同样有在东京活不下去的感受。
于是原敬插手了这次的辩论，他的插手不是阻止，而是把这场辩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得更多的年青学生们站在了吉野作造的一边。
报纸以“德谟克拉西论战”为题向社会宣传这场论战。学生们情绪高涨，呼吁大家到现场去，他们向自己的同学们呼吁道：“浪人会对吉野先生之战，是自由的学府被军国主义的马蹄所蹂躏践踏，还是以民众之手来保护的决战？讴歌军国主义的去攀附浪人会吧！忠实于大学的文化使命的学徒们，这时正好与吉野先生共同作战！
同学诸君！什么都别说了，行动吧！挺身而出，一个人也不要剩下，都到南明俱乐部去。埋葬浪人会！保护吉野先生！”
当天下午四点开始，在辩论会场外聚集了大量的工人和学生，甚至让东京的警察们都感到了紧张起来，担心这次辩论会变成又一场暴动。如果不是原敬亲自给东京警视厅下达了指示，这场辩论大约要被推迟到一个月以后去了。
事实上，看到这么多工人和学生聚集在俱乐部门口时，浪人会的浪人们已经开始退缩了。他们可以对着单个或少数人舞刀弄枪的进行威吓，但是面对成百上千的工人和学生时，他们顿时就胆怯了起来。在满蒙的浪人基地被毁灭之后，浪人会的力量损失很大，可以说没有军部在背后支持，他们几乎什么事都做不到。
而面对学生和工人组成的群体，军部显然是不可能支持他们的。在听到外面的工人和学生向着吉野的小汽车高呼，“吉野博士万岁！德谟克拉西万岁！”的口号后，浪人们就更加的失去斗志了。这场辩论的结果，在没开始之前就出来了。
辩论会上，浪人们很快就理屈词穷了，毕竟浪人们原本以为是用拳头和这位法学教授进行辩论的。为了不继续丢脸，有浪人蛮横的表示吉野再这么攻击国体，他们就要动用暴力了。结果吉野却反驳道：“论辩时，暴力本身就已经说明攻击者的败北和吾人见解、主张的正确性！”
为了不继续丢脸，浪人们终于撤退了。台下的学生们和工人们很快就上台围着吉野欢呼了起来，和中国的大学生一样，在这场辩论之后，日本的大学生们也联合了起来，大正的民主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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