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吴川知道德国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基于他所认知的历史，但是能够从总参谋部的参谋那里得到这个分析结果，他还是感到满意的，这至少证明了总参谋部的水准正在不断提高。
至于对俄国革命现状的报告，则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状况。德国人从东线的抽调兵力，使得苏维埃俄国获得了内部调整的机会，苏维埃政权现在正忙于复员旧沙俄军队，并组建新的红军部队，此外就是忙于调整国内的交通运输和经济建设，看起来俄国内部正处于难得的和平时期。
接下去吴川又听取了总参谋部对于和平1918的演习预备情况，他随即起身对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的同志们说道：“同意吴禄贞同志提出的3日后正式开启演习的请求，就让朱和中同志代替我前往视察演习，我希望能够看到演习成功的汇报，今天就到这里吧。”
朱和中和蒋百里跟着起身将吴川送出了大楼，此时外边的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下来了。从军事委员会大楼到吴川的住所大约也就15分钟，吴川回到住处吃过晚餐稍微休息了片刻，张云荣就上楼告诉他，中央委员们已经陆续到了。
自从中央迁移到长春之后，梁廷栋就替吴川分担了一部分日常工作，这使得吴川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关于俄国革命、欧洲大战所带来的对于中国的政治影响，和对于东亚地区的外交政策。当然，这也不代表吴川就彻底不管事了，一三五晚上八点到十点，中央委员们还是会到吴川的住所兼办公楼碰一碰面，就各自手头的工作向吴川做一个汇报和讨论。
今天正好是星期三，也是各中央委员们来他这里碰头的日子，因OTg2NTc=此吴川很快就下了楼，和先到的委员们打了招呼交谈了起来。到了八点，在长春的十多位中央委员都抵达后，会议也就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小时主要是汇报交流各委员手中的日常工作，在共和党执政五年多后，大家对于这些日常政务也比较熟练了，每个人在汇报工作的时候都拿出了较为成熟的解决方案，就算没有成熟的方案也给出了合适的思路，因此每个案子三言两语也就讨论通过了。
当这些日常政务汇报讨论完毕之后，各位委员们就稍稍调整了坐姿，等待着接下来的议题讨论时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议题讨论时间才是他们聚集在这里开会的重点，各部门代表委员想要做事或是给本部门分配更多的资源，就必须在这个会议上先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
今天晚上首先提出议题的是宋云桐，他向着在座的委员们说道：“14年以前，我们从海外引入了大量资本，约1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辛亥革命之前三十年的外国投资总和。
这些资本大多用在了东北的工厂和道路基础建设上，由于许多资本是以机器或原物料的形式流入的东北，因此对于东北的经济呈现了促进作用。
从15年到17年，从海外流入的资本不少于10亿美元，而这一期间因为欧洲大战的关系，我们之前所购入的原物料获得了较大的溢价，且建好的工厂预期回报率也较预计的高，因此到了17年年底时我们的财政收入基本已经可以还清贷款并略有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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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发现，随着东北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现在对于东北建设的投入效益比开始降低，也就是说对于东北的投资已经达到了一个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后收益会迅速下滑。此外，随着一些海外短期贷款的偿还完毕，我们的存款也开始了快速上涨。
根据财政委员会的研究，存款的快速上涨并不是什么好事，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东北的通货膨胀速度超过了1916年全年。
从这点来看，去年的华北水灾倒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对于华北的救灾及水利、道路、工业建设的投入，极大的减缓了东北的通货膨胀速度。
当然，和欧洲、拉丁美洲物价指数超过战前的300%，日本、美国物价指数超过200%相比，我们现在的物价指数才刚刚突破130%，可以说是相当的缓和了。
但是，上个月我们的出口额已经达到了3亿江浙湖汉北美元，本月恐怕还要超过3亿美元。大量的贸易盈余的流入，加上去年德国海外资金的流入，俄国私人资本的流入，我认为如果不能给这些流进来的钱找个去处，恐怕只会推高东北的物价，对于东北的经济是不利的。
日本那边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虽然战争景气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大量的贸易盈余，让日本还清了大量的外债，但是大量资本的流入，也使得日本的物价快速上升，导致普通的民众生活水准反而比战前下降了，工人的罢工事件正快速上升。
因此财政委员会认为，对于关内的经济扩张政策必须加快速度，对于袁世凯去世后的政局也应当给出一个结果。我们不能让一个对革命委员会抱有敌意的政治团体掌握中央政府，也不能容忍爆发内战阻碍当前的经济建设…”
对于宋云桐提出的这个议案，其他委员们大多是认可的。梁廷栋也跟着说道：“宋云桐同志的看法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即便我们不接手中央政府，也不能再让中央政府回到元年时候的乱象了，再来一次宋教仁事件，中央政府可就毫无威信了。
而且现在外部局势也对我有利。俄国革命使得沙俄帝国主义倒台，让我们的北面少了一个敌人。德国人于3月21日在西线发起的进攻，完全把协约国集团给打蒙了，现在英法对于我国的干涉能力及意愿直线下降，反倒开始有求于我。
美国虽然已经成为协约国最大的金主，但是美国给予协约国各方的贷款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虽然不及美国，但是和美国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优势。
首先我们是银本位国家，我们愿意接受白银支付的付款方式，这对于因为战争而黄金匮乏的协约国各方来说，至少他们还有第二种付款的方式。
其次我国距离英法的殖民地较近，英法把殖民地的物产运回国内加工，或是输送给美国抵扣货款，其实都不如先送到我国进行初加工，然后再运往本国或美国节省运力和资金。
再次我国是一个劳动力极为富裕的人口大国，工业水准也不高，因此英法可以通过向我国输出机器或高端设备，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加工他们殖民地的原物料，或是直接和我们进行物物交换，以降低支出。
王葆真不是已经发电报回来说明，英法现在都试图通过和我国签订贸易协议，以换取我国对于协约国的支持了么。我看，我们也正好借助英法有求于我的时机，尽快解决中央政府的问题为好…”
听取了几位中央委员的主张后，基本一致建议先解决中央政府的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吴川思考了许久方才发表意见道：“我支持各位同志的意见，确实应该解决中央政府的问题了。
如何解决中央政府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就要解决政府和国会之间的争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恢复内阁负责制度是必然的，袁世凯生前搞的这个大总统制度已经证明是一个失败的制度，看似把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了总统手中，实质上他连北洋内部都掌握不了。
我们的力量虽然比北洋要强，但是和当前中国的守旧势力相比却又是弱小的。在一个农民人口占据9成以上的国家里，我们如果不去改造农村，就没办法改变这个国家。
但是，我们之前向各界代表提出的土地改革和消灭地主阶级的倡议，却几乎遭到了各界代表的一致反对。由此可见，封建传统和地主经济依然是关内的主流，我们能够用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军去消灭有形的地主，但是没办法消灭深藏于农民心里的封建地主思想。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分散我们的力量去改造农村显然是危险的。我们如果不掌握打破旧的农村生产方式的先进生产力，只是依赖于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去改造农村，那么我们至少需要比现在多十倍的共和党员和共青团员。
然而从目前来看，这是不大现实的。党的组织扩张速度已经超过了党的理论思想的扩张速度，我们需要更多的党员干部，但是我们更需要保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不能把大量的投机者吸收进来。
大量投机分子加入党，也许会给党带来短期的好处，让我们在短时间内拥有大量可用的人手，但是一群不相信党的理论的党员，当他们掌握权力之后必然会快速腐化。我不希望，共和党成为一个新的官僚集团，这样一个掌握了严密组织的官僚集团只会给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带来巨大的伤害。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在合格的党员没有达到一定数量之前，我们应当同除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资本家之外的其他阶层或政治团体进行联合执政。当然，我们应当主导政府的执政方向。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废除袁氏的总统负责制。
但是，我认为当前实施民选的国会代议制度也是行不通的。在国民素质没有提高到一定水准之前，所谓的代议制最终都会成为官僚权贵和资本家的分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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