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的长春虽然积雪尚未化尽，但是部分地面上的枯草已经露出来了。南湖周边的树木除了松树外都还是一副枯木的模样，不过天气晴朗的就好似秋天一样。
检查了一遍院子内外的岗哨后，张云荣就忍不住在院子内的空地上站了站，午后的阳光照着身上暖洋洋的，比呆在空气不流通的屋子里可要舒服多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朝着小楼的二楼望了一眼，想着今日下午的课程应该还没结束吧。
张云荣所注目的二楼一间大会议室内，一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正对着十多位中央委员讲述美国的税收政策，“…去年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后，支撑协约国战时财政的主力就从英国政府转到了美国政府手中。
为了支持协约国能够把这场战争打下去，美国政府在去年4月通过了‘第一自由贷款法令’，授权财政部长通过总统的批准可以在100亿美元的范围内对各盟国进行贷款。从这个时候起，美国私人对协约国的贷款就停止了。按照我们的估算，截止去年四月以前，美国私人对协约国贷款超过了30亿美元。
美国政府1910年的财政开支还不到3500万美元，1916年的财政开支约在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极为庞大的数目了。作为一个政府想要筹集资金无非就是三个办法，税收、借债、印刷纸币。
美国政府为了筹集这100亿美元的战争款项，还不是最终的支出，OTg2NTc=选择了在税收和借债上下功夫。我们要先记住这样两个数字，在1916年之前，美国年度开支没有超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1917年4月之前，美国的国债只有10亿美元。
1917年4月24日，也就是美国宣布参加战争后的三周，美国国会首先批准了第一个自由公债法案，授权财政部发行总额不超过50亿美元，利率为%的长期公债，还准许财政部在紧急状况下出售20亿美元的短期债券。
美国财政部首先出售的是短期债券，以应对协约国已经枯竭的财力。财政部长麦卡杜采用了在全国巡回演讲，以鼓动民众购买债券，还邀请了许多电影明星参加债券募捐集会。事实证明，这种通过舆论宣传来鼓动民众购买公债的效果相当好，最低面额为50美元的公债，第一次募集就获得了超过发行数目50%的认购申请。
根据美国政府的调查，年收入在2000美元或2000美元以下的人认购了约30%的公债；年收入在2000美元以上的人认购了40%的公债，剩下的才是银行、公司等非个人单位认购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所参与的这场战争，70%的经费是由美国个人所支付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民众是不愿意看到协约国的失败的，因为这场战争已经和他们的个人利益联系了起来。
其次是通过税收筹集战争经费，财政部长麦卡杜一度想要利用税收筹集一半的战争经费，但是在被国会否决之后，他将通过税收筹集的战争经费降低到了%，从而获得了国会的通过。
美国的开国先贤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确信无疑的，除了死亡和纳税。从美国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美国政府都是依赖税收政策支持了战时支出，从而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因此美国政府对于税收政策一向是重视且又手段灵活的。
记住网址ｋａｎｓｈｕ．
1775年，因为茶叶进口税的问题，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北美13州，以‘无代表的税收是暴政’为口号，发起了对于英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独立后于1791年颁发的税收法案，建立起了一个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当时，税收收入只占美国财政收入的8%左右…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开启，这场战争表面上的原因是废奴问题，但实质上是1857年开始的经济萧条使得美国政府的财政出现了问题，南方各州以种植园为主体的经济因为和英国有着经济依附关系，使得他们并没有遭到这场经济萧条的打击，因此他们不愿意承担因为北方经济萧条而承担额外的税收，因此最终宣布脱离了联邦。
也就从南北战争开始，美国税制开始逐渐成型，比如将单一税率改为二级累进税率；对个人所得进行征税；对税款采取预先扣缴方式等。美国政府通过税收改革为战争筹集了21%的费用…
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7年4月美国宣布加入战争的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也一直在调整税收政策以提高联邦政府的收入。其主要征税的对象是嗜好品方面，比如提高了烟草、酒和娱乐上的税率。还有就是提高了遗产税和军工企业税，前者从1%提高到了10%；后者则增加%的特许权税。最后就是对企业增收超额利润税…
根据有据可查的资料，美国1917年的国内江浙湖汉北税收大约是战前税收的两倍，超过了8亿美元。这虽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和财政部长麦卡杜最初想要的50亿美元，或是修改后的34亿美元，都相差的很远。
因此麦卡杜和威尔逊总统联合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进步主义者，通过了1917年10月的新税收法案。这部法案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高累进税税制，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也就是美国进步主义者的理念，利用税收政策打击特权、腐败和财富集中，实施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计划。
这部新税收法案又和公债的发售形成了互相补充，国家税收是国家公债偿还的保证，而公债又是有利息的。也就是说，通过高累进税税制从富人和大企业身上收取的财富，再通过个人所购买的公债进行重新分配，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就会趋向于合理…”
宋云桐听的微微颔首，对于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科的公派留学生大为满意。杨铨字杏佛，江西玉山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与茅以升一道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投奔了革命委员会，后为革命委员会指派美国留学，并担任了青年干部赴美考察团团长一职。
老实说，一开始党内及党外的一些人士对于吴川花费大量资金把工人、干部不停的派出国去学习、考察颇为不解。大家觉得，现在聘请了这么多德国人和美国人，已经花费了太多宝贵的资金，这些资金就算不用在武装军队上，拿去修路、修水利也能惠及大批的民众，这样花钱简直就是败家么。
如果不是这些资金大多是吴川自己筹集来的，如果不是吴川在国内革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犯过错误，如果不是军队、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中无人能够和吴川抗衡，那么吴川提出的这些留学、考察主张几乎不会有多少人赞成。
不过现在么，随着从国外培训的工人、留学的学生和考察的干部的回流，他们所带回的新的组织方式、新的生产技术和新的思想，已经开始对革命委员会产生了良性的促进作用，这些看似浪费钱财的投资其实是相当值得的。
比如这位归国不久的杨铨，光是给他们这些中央委员们上了几堂课，就让宋云桐觉得思路开拓了许多。过去他对于财政工作，一半是出于吴川的指导，一半则是来自于实践，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但是这两天听了杨铨的讲课之后，工作中的一些难题就豁然开朗了起来。
美国财政所遇到的问题，革命委员会同样也遇到了，而过去宋云桐主要还是依靠行政力量去解决，毕竟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就是用政治解决经济问题。这样的解决办法虽然不能说无效，但是后遗症还是相当大的，相当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而对于一个尊崇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说，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办法虽然看起来让某些人得利了，但是却比粗暴的行政手段要更有效，也更加不容易激起民众的不满。宋云桐想着，也许过两天自己应该向吴川要求，把这个人要到财政部来协助自己。
不仅宋云桐这么想，梁廷栋、朱和中等人也是这么看这批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的。原先他们还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吴川要让这批归国留学生给中央委员们上课。
他们当然知道从欧美归国的留学生都是人才，也是各部委所重视的青年骨干，但是他们对于让这些留学生给自己上课，心里还是有些抵触的。虽然大家现在都是革命者了，但是大家还是有些不自觉的认为，自己好歹也是中央委员了，让章太炎给他们上几堂课也就罢了，但是让一群还没有什么名望的年青人来给自己上课，就有些让小儿教导大人行礼的味道了。
袁世凯再怎么重视顾维钧，也不过是放在身边请教问题，让对方给自己出出主意，不会公开或闭门的让顾维钧给一班北洋元老上课啊。说到底，再怎么出色的人才，对于上位者来说也只是拿来用的，不会被视为同志的。
但是，有吴川亲自坐在一旁听课，并不把这些年轻的留学生视为可以呼来喝去的“人才”，那么大家也就只好把自己视为老同志，而视这些年轻人为小同志了。革命同志自然是没有上下尊卑之分的，只有互相请教长处的平等相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