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岗要紧街1号，这是一座相当出色的别墅庭院。在庭院密布的绿树缝隙中竖立着4幢办公楼，此处犹如是一座城市中的森林一样静谧。
来过这里的俄国人，无不称赞这处别墅就好像是座落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中一般，让他们回忆起了欧洲家园的生活情景。
这座建于1902年的别墅庭院，原本是中东铁路施工单位为了讨好霍尔瓦特的到来而修建的。这位被沙皇派驻到远东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过去8、9年中一直都是外阿穆尔地区的掌控者。
只是霍尔瓦特到任后就一直住在香坊火车站附近的原铁路工程局总工程师和总监工尤格维奇曾住过的旧宅里，这座漂亮的别墅庭院并没有赢得他的青睐。毕竟在那幢建筑中，有着一条专用的铁路线，可以让他乘坐专列前往道里区的铁路管理局办公楼。
不过因为这幢别墅的存在，别墅前的这条街也就被称之为了要紧街。而这八、九年中，这条街和附近不仅竖立起了不少别墅，也建起了不少商店和俄餐厅，成为了一条隐藏在商业区中的静谧街道。由于此地地方宽阔，位于相邻公司街上的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于今年年中时迁入了这个院落。
只是随着吴川的到来，和他所掀起的香坊军营事件，使得霍尔瓦特不得不搬离了他最喜欢的香坊住宅，转而跑来和总领事馆的官员们共处一宅了。
在南岗要紧街1号斜对面的咖啡厅内，一间临街的隔间内，罗果夫中尉一边瞧着落地玻璃窗外斜对面的要紧街1号的大门，一边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把手枪放在了桌上。坐在他对面的马库金中校看着面前的这把手枪，眼皮一直在跳。
“…勃朗宁M1900，英寸。我想你应该会用吧。还有10分钟，霍尔瓦特局长就会从自己的小院走到大门口，然后乘坐马车前往铁路局办公楼。从这里横穿马路走到对面不会超过4分钟，所以再过5分钟你就得起身出门，然后若无其事的走到1号大门处…下面的事应该不用我教了吧？”
马库金怔怔的看着桌上的手枪许久，才抖抖索索的伸手拿起手枪，就在他打算检查一下手枪的时候，罗果夫中尉突然又出声道：“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去看枪里有没有子弹。密探局需要的是绝对服从，并不需要你们的思考。”
马库金停下了动作，一言不发的把手枪装入了自己的口袋，接着在中尉的示意下起身，以一种僵硬的步伐走出了咖啡厅，期间差点撞到了正在送餐的一名女侍。
就在马库金走向未知的命运时，吴川和几位革命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们也正听着，来自长春的梁廷栋、鲍化南的汇报。
“…10月10日中午11:45分，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官兵在蔡家沟前线发动起义，迫使第二十三镇官兵响应了革命。之后我们代表革命委员会于当日下午13:35分抵达蔡家沟起义军中，和起义领导人张绍曾、蓝天蔚等会晤。
由于同盟会上海和东京总部分别派出了代表，导致起义的各领导人员迟迟无法确定是否服从我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这一点昨日已有汇报，就不再重复了。
之后我们和起义军各领导人物决定暂时搁置加入革命委员会的事宜，而是先成立临时指挥所，然后南下进攻长春，以抓捕东三省总督和吉林巡抚为主要任务。
临时指挥所以我、两位同盟会代表和张绍曾、蓝天蔚为前敌委员会，负责所有前线武力的调配，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任期至长春光复为止。
在经过了讨论之后，前敌委员会决定把手中的部队分为两路向长春进攻，以南满铁路为分界线。第二十镇负责从铁路西面进攻，为左路军，张绍曾、鲍化南、邱丕振三人负责指挥；我第九步兵团、第二混成协、第二十三镇从铁路东面进攻，为右路军，我、蓝天蔚、王葆真三人负责。
为了确保军队能够快速抵达长春，前敌委员会调用了一列14节火车，将辎重和部分步兵运至了宽城子站。到了早上6时，左路军已到3团人马，而右路军也到了2团人马，我军在宽城子的兵力已经超过9千余人。考虑到天色大亮后我部再难以隐藏下去，故前敌委员会决定依照计划分左右两路绕过日本南满铁路附属地，向长春北、东、西三门发起进攻。
但是在我右路军穿过南满铁路时，遭遇了日军护路军的无理阻挠，其部士兵甚至悍然向我战士射击，造成我部一名排长和3名战士的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我部战士激于义愤立刻实施了还击，以迫击炮压制了日军的火力点，方才得以通过此段路线。
不过因为日军的无礼阻挠，导致长春守军提前得到了警报，我军虽然攻下了长春城，但是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等满清官吏已经及时逃入了日本领事馆，使我军未能达成预定目标。至于城内的守军，除张作霖、吴俊升两路巡防营从南门撤离外，长春巡警局局长陈友璋被我军击毙，其他人在西南道孟宪彝的带领下向我军投诚。
到10月11日上午9时，长春城内除零星抵抗之外，已然全部落入我前敌委员会之手。接下来，请委员会尽快派人前来长春同友军进行磋商，以确定我方同友军之间的相处方式，并对下一步的革命行动给与指示。
另外还请委员会派人办理对外交涉，日长春领事已向我军提出抗议，认为我军已经破坏了《朴次茅斯和约》、《满州善后条约》等相关条款。日领事要求我方交出射击日军士兵之凶手，并公开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云云。”
吴川把手中的烟卷狠狠的摁熄在了烟灰缸内，嘲讽的说道：“日本人是疯狗上身了么？先开枪射击我军不说，还想要我们交出我们的战士？”
拿着电报的朱和中和管冰洋却没有吴川这么义愤填膺，而是忧心忡忡的向他劝说道：“我们现在恐怕不是和日本人交恶的时候。长春以南的铁路线路大多为日人所控制，且日人在铁路沿线又驻扎着许多军队，要是他们选择倒向朝廷，我们恐怕就要和清军此前的形势易地而处了。”
吴川看了两人一眼后，颇为不满的说道：“那么你们说说看，我们该怎么答复日本人？承认满清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再把我们的战士抓起来送给日本人处置？
这个先例一开，先不说战士们的士气要不要受到打击，之前我们喊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就要先破产了。另外，我们向日本低了头，要不要向其他帝国主义低头？软了这一次，那可就是后患无穷。”
只是想要向日本人低头的可不止朱和中和管冰洋，他们两人是不愿意革命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才想劝说吴川忍一时之气，等个来日方长。而其他的几名委员则干脆站到了日本的一方，认为日本一直都在支持中国之革命，不管是同盟会还是此前资助留日学生们的学习，都有日本朝野人士的身影。
在他们看来，日本实是中国革命之友，而不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此次冲突未必全然是日方之错误，也有可能是梁廷栋等前敌委员会为了包庇部下，而隐瞒了一些事实。因此不如派人前往长春和日方一起调查这件事，然后妥善解决双方矛盾，以谋求日本政府对于革命委员会的承认。
吴川扫视了一眼在座的委员们，脸上自然阴沉的很。他总算是明白，在他的历史课本上，为毛辛亥革命时北方寂静一片了，就凭这些天真的委员们，又怎么斗得过心狠手黑的张作霖呢。
当然有人也不是天真，而是存有私心而已。随着蔡家沟几只清军部队的起义，原本看似希望渺茫的革命胜利，现在一下就变得触手可及了一般。在当前东北的革命形势下，这些委员们自然是想着尽快光复东北，甚至有问鼎关内成就开国之功的想法。这个时候他们自然不愿横生什么枝节，从而失去唾手可得的光明前途。
要不是吴川手中握有军权和财权，还有一个组织足够严密的政党控制着局面，估计这些委员们能投票把他赶下去，换一个符合他们心愿的人上来。
作为革命委员会的顾问，斯维尔德洛夫看到房间内的气氛陷入了令人紧张的沉默后，不由出声说道：“我认为，革命的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妥协，否则革命委员会将会失去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力。但是在革命的策略上，我们还是可以同我们的敌人进行交涉，以尽可能的拖延时间，等待革命形势好转之后再行决定的。
是否要承认清帝国同各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新的中国政权才能决定的外交事务，革命委员会虽然肩负着推翻清帝国的使命，但是新中国的国民并没有授权给与革命委员会以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因此我们不能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
而此次在长春解放过程中爆发的革命军同日本护路军的交火，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突发事件，并不应该上升为革命委员会同日本政府之间的外交事件。我以为不妨派人前往长春调查这一事件，但不能光是我们调查我方的开枪行为，日本护路军的开枪行为也要一并调查。
日本方面喜欢谈法律条文，那我们就和他们慢慢谈法律条文好了。反正我们只调查不作结论，直到革命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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