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的标准代码体系具体来说就是山寨NSN。NSN的排序规则是4+2+7位。前4位是分类代码，1974年以前的代码是4+7的模式，后面是流水号，1951年到1974年用7位码，叫FSN。1974年以后在流水号前增加两位国家码，现在最多可以支持1-10亿种物品、零件。美国人自己用了00，01，02。也就是总共用了2000多万个。FSN以前没有分类代码，只有流水号，二战初是5位，二战末是6位。
“美军尚且只用了2000万个，我们就算要推广到整个工业领域，所有的种类也不会超过2000万个。我们会再五位数以上停留很长时间。所以目前使用4+2+5位的体制就好了。以后再类似电话号码升级一样增加数字。”
“老美这个编码最大的好处就是已经预先划分好了类别，顺着类别号很容易检索到任何一类东西，接下来很快就可以查找到其中的任何一种。”
采用了标准代码系统，即使暂时没法用上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至少以为以后的机电式卡片数据库管理打下了基础。
司凯德喝了一口水：“我们现在不是缺人吗，应该尽可能减少重复性劳动，把已经有的零部件都编上代码，建立档案，大家需要什么，先去查查，能通用就通用，这不就把人力节省出来了？特别是做设计员、工程师的元老。对组织后勤供应也是很方便的。”
“以我殖民部最近一段时间的内部试行情况来看，咱们现在总共只用到几千种原材料和零部件，还没旧时空一辆小轿车上的零部件品种多，整个档案用两三个土著就管起来了，我要查任何一种商品的档案，三分钟以内就有人捧到我桌子上来，以后东西多了无非还是人肉数据库。我提议，建立一个标准化中心信息档案库，所有的部门都可以到这里来检索、查阅，提高效率。”
“你太理想化了，标准代码如果没有现代IT产业的支持，没有条形码、自动扫描器和数据库的支持，只能实现低级功能。到时候光编制一个对照本就会成为一个复杂的课题。”从事过ERP工作的元老表示这是不切实际的“大跃进”。
“没有这么复杂，”司凯德振振有词，“这个系统二战的时候可就有了，那时候哪有你说得东西？”
他继续解释道：分类代码的用途是把不同的东西分给不同的人干。一个大类分给一个后勤部门：比如电子科、液压科。一个小类或者几个小类分给一个人或者一个小组。具体的管理就直接落实到人，谁管的东西出问题，档案不规范，或者跟不上发展，就扣谁得工资。
原来的流水号依然是流水号，继续按照顺序排，这部分用总目录管理。
“……我们虽然没有计算机，但是这些代码完全可以用归化民的文职人员进行人肉管理。用图书馆的检索技能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培训，掌握使用卡片索引和编制档案的技能。以我们现在的技术发展水平，标准代码的大类顶多用10几个，小类用不了100个，编码总量顶多几万个，有二三十人的专业队伍就能管很好，顶多再加几个监督员负责查错。”
在没有IT系统之前，FSN就有一套完整的纸面体系，通过表格运行。这个制度用了几十年。即使有了IT设备和软件之后，这个纸面系统依然作为备份存在着，只不过现在是从数据库里被直接打印出来留底。
“为了给大家进一步说明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转的，我以香港造船厂为例来说明。”司凯德说道，“其实主要就是表格操作，各种活动有各种活动的表。”
比如船厂要20厘米的某种型号的船钉，就可以把需求表给给广州站。广州站就通知有资质的土著作坊、工匠来报价，然后签合同买货。大波航运的作为收货代理拿着表格挨个签收，再转给施建涛，德隆凭签收单据付款。
造船厂每个车间每天把领用计划报给库房，库房根据消耗量和存量定库存计划，计划获批之后转给配套部门再找广州站下订单。大波航运收到船以后，同时接受维修配件，根据配件的消耗率，设置警戒线，达线的就追加订货。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运用在后勤补给、贸易管理等等诸多方面。这些工作我刚上班的时候都可以靠人工完成的，并不是离了电脑复杂的管理就无法实施了――只不过在效率上有所下降。NSN代码的目的是是在流程的所有阶段都保证传递的信息不会失真，同时将所有额外产生的信息，比如一个供货商的能力，部件本身的故障损坏情况记录和分析这些东西都可以根据唯一的线索入进档案里去，再转发给该知道这些信息的人。”
“如此一来，信息交流的速度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施建涛对此表示忧虑。
“我们有无线和有线电报，可以通过电报交换数据。比较复杂的表格可以用邮件传递。”
“我对这样的交换数据深表怀疑，首先就是时效性一塌糊涂，其次你是不是低估了其中的复杂性……”
……
双方就这个问题争辩了十多分钟，最后大家的目光落在了处于“沉思状态”中的邬德。作为会议主持人，他对这个问题有最终的决定权。
“嗯，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他忽然“惊醒”过来。为了掩饰自己的走神，他咳嗽了一声，“我认为标准代码制度还是应该搞。晚搞不如早搞――乘着目前物料种类少，把体制先建立起来，会为以后省很多事。我看就按照司凯德的方案，做起来看看。”
会议上决定首先以香港造船厂和伏波军的后勤司令部作为试点单位，推行帝国标准代码体制。
会议结束之后，邬德提起假冒的BOSS公文包，从企划院会议室走了出去，他还有下一个会议要开。这时候三步并作两步的从后面追了上来。
“阿德！慢走。”
“什么事？”
司凯德说道：“这次实施标准代码，准备搞船厂零部件外包，信用证体制也可以在广州展开了吧？”
“这事再议吧。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邬德对信用证这种东西一直抱有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反正企划院对金融方面一贯是不怎么感冒的，“执委会上通过就行了。”
“问题就是大家好像对这方面认识不够啊。推行信用证制度对进出口贸易有很大的好处，是一件两便的好事，可不是什么金融诡计之类的玩意……”
邬德没怎么听司凯德的抱怨，从开会的时候起他一直有些心不在焉――帝国库存代码的概念，是他大力提倡的。他对FSN的概念原本是一窍不通的，完全是洪璜楠和司凯德不断到他这里来说游说的结果。而文德嗣亲自负责编撰的，每周发给执委会、元老院常委和各部委头头们传阅的《一周思索》中也经常提到万事万物的“标准化”概念。
正是在这双重刺激下，他才对FSN体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牵头准备组织实施。但是光有一个代码制度，只不过是方便了管理，要管理的对象还远远不足。
登州、浙江行动的展开已经迫在眉睫，元老院对这二个行动得到的人口没有确切的数字规定，只说“全力运送，有多少运走多少”。虽然这么说，但是邬德在马千瞩的私下谈话中，认为至少要得到二十万以上的人口这二次行动才有价值。目前两广、福建和江西的流民数量有所减少，各站收容人口的节奏已经大为放缓。如果不人为的创造危机，再从广东吸纳大量新人口会变得困难。
“自己来投的当然不错，但是比起契约奴来，我还是比较喜欢契约奴。”马千瞩说道，“在工作积极性上比一般人强，好管理。再者我们也需要改变下人口结构比例。”
元老院对目前归化民中广东和福建籍人员太多的局面也有很大的不满。归化民中的大多数是从广东收容来得。因为地理条件的关系，必然造成了广东籍和福建籍人口最多。在临高，广东白话和闽南话不但有取代临高话的可能性，甚至官方语言普通话也落了下风。尽管元老们在学校、机关大力推进普通话，但是在生产企业中，这两种方言有渐渐成为了工人们之间的通用语的倾向。
企划院在最后编制定稿的人口运送预案中准备在浙北运走十万人，从登州运走至少十万人――其中绝大多数运回临高，一万人安置到台湾和香港。另外在浙江就地安置二三千人，作为赵引弓在江浙产业的劳动力。(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