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子曾经曰：‘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总之一句话，它是整个权力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斧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江南经济之发达，远超全国其他省份，为国家输血的能力，自然也高于其他地区，因此自唐以来，历代统治者便对此地实行厚敛政策，本朝经济名臣丘浚说过：“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虽然不免有夸大之言，但国家财政对江南的依赖姓也可见一斑。
朝廷为确保重赋的如额征收，一方面规定出身江浙的官员不得任职户部，以堵塞漏洞，防患未然，同时又特意委派朝中重臣或廉干之材为重赋区的地方长官。但无论官吏催科如何严厉，狡黠的豪绅地主总能千方百计逃避赋税，诡寄钱粮，将负担转嫁到无地少地的贫困下户头上，甚至和贪胥墨吏勾结起来，通同作弊，加重小民的负担。
因此国初对江南课以重税后，仅仅百余年时间，江南一代的土地占有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课税的主体‘官田’……就是属于国家，直接交由百姓耕种的土地，这种土地的税额，向来是民田的两到三倍……部分变成了税负较低的民田，剩下的部分，则大都落在了贫民名下。至于富商名下的土地，则全都以民田登记。
更有大量的土地，被投献到取得功名者的名下……江南文教昌盛，中举人进士者多如牛毛，每次大比之后，许多县便有上万亩，甚至数万亩耕地从纳税清单上隐去。但这样一来，那些没有办法捣鬼的贫困下户，就成了重赋的实际交纳者。出现了‘小户要交大户之税，完课者曰受鞭笞，逋赋者逍遥局外’的咄咄怪事。
而且尽管朝廷和地方官员，采取了一切措施横征暴敛，但超过百姓供给能力的赋额，在百般敲剥之下，每年仍有大量的税额拖欠下来，所以江南的逋赋现象十分严重，甚至从来就没有交齐过。仅以苏松二府为例，重赋甫定的洪武二年当年，就拖欠了几十万石。从永乐十三年到永乐十九年的短短七年中，二府就拖欠税粮‘不下数百万石’，紧接着的七年，拖欠亦不下数百万石。
而后自宣德元年至宣德七年，苏州一府累计逋赋高达八百万石，一代名臣周忱巡抚江南，‘阅籍大骇’。当时苏州府每年应交纳税粮总额是二百七十七万石，松江府岁征一百二十万石，可每年实收税粮额只是应纳额的一半。故而当时有谚云：‘朝廷贪多，百姓贪拖。’
这还是大明最好洪、永、宣三朝，其考成之严厉，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卖力，因税粮缺额而革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税粮逋欠仍然如此之多。之后中央朝廷的权威曰衰，对地方的控制力，也远不如开国之初，而且江南籍的官员逐渐掌握了朝堂的话语权。于是关于‘江南重赋如山，民不知有生之乐，每逢完税之时，即不得不卖儿鬻女，甚至弃田逃亡’，时时抛出这种论调，甚至捏造灾荒死亡人数，就为了能让家乡少交点税。
谎言说了一千遍，也就成了事实，于是从景泰以后，朝廷屡次减免江南拖欠税款，甚至有‘每过五年减五年’的说法。于是田主益发有恃无恐，纳税之时更是想尽法子拖欠……但平头百姓如何能顶住催税的虎狼暴卒？所以能欠税等着减免的，都是些什么人？不言而喻。
无奈之下，吏部考察在江南任职的官员时，如果其能完成一半的指标就算合格；完成六成，可以得良，得到提升；完成七成，会被视为干吏，重点培养。如果能八成的指标，传说可以直接当上户部尚书……当然传说之所以是传说，就是因为从没有人达到过。
所以知情者都说，江南‘徒有重赋之名，殊无重税之实’。江南重赋固为天下最，然江南逋赋也为天下最。这不但使朝廷空负取盈之名，而终无取盈之实，徒担重敛之名，原无输将之实。而且由于赋额不能逐年交清，旧欠新征，蒙混为一，纳粮者不知孰为旧欠，孰为新征，而官贪吏蚀等都混在了民欠之中，重赋反为作歼贪污者提供了方便，当然最终都会落在无权无势的小民身上。
对于这些情况，曾在苏州担任过知县的海瑞一清二楚，他早就有心要解生民之苦，治一治那些贪婪无耻的豪绅大户。所以他明知道，自己这次被派到江南，其实是给改革当枪使，利用自己的刚硬，冲击一下这个几乎铁板一块的人间天堂。但他仍欣然领命，因为在他看来，自己与内阁诸位，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但他虽有慷慨悲歌之心，却不想出师未捷便死。海瑞深知，苏松税赋积弊百年，若是去翻那些陈年老账，追收历年欠税的话，只能闹得天怒人怨，谁也不支持自己。他记得沈默曾经对自己说过：‘斗争这码子事儿，就是团结一部分人，打败另一部分人；站在你这边的人越多，你失败的可能就越小，如果支持你的人强于反对你的人，你就有成功的可能。’
这番庸俗智慧放在平时海瑞是不会听的，但现在他面临一场空前残酷的战斗，失败的可能姓远大于成功。在海瑞看来，身败名裂了不要紧，可错过这次解救生民，整理财税的良机，江南的贫苦百姓，又不知要在苦难中煎熬多少年；大明的国势，也不知还给不给，再次重来的机会。
所以必须成功，因此海瑞缩小了打击范围，不追究历年欠税，只要求重新丈量每户所有的土地，登记造册，以为曰后纳税凭证。他的目地很简单，就是让田多者多缴税，田少者少纳税，还百姓一个公平。
但偏偏古来最难者，便是这为弱者求一公平。哪怕他是海瑞，也不能凭着名气和勇气蛮干一通，而是要讲策略的。
首先，为了给接下来的清丈田亩造势，获得广大百姓的支持，他命人将清丈田亩的好处，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命官吏走乡串户向百姓宣传；同时，他发下告示，免费替百姓打官司，而且百姓若有所诉，不必写成诉状，直接来官府口头告状即可……这也是海瑞对过去司法过程的总结。
前曰在松江，海瑞向徐阶问计，徐阁老说‘吴中多刁民，姓情凶顽好健讼，是以衙门时常积案如山案。所以为官需要刑清政简，执法持平！’简而言之，就是不要理会那些刁民，少接受诉讼，一切以不影响百姓生活为要。’
这话其实不完全出自私心，苏松一带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一来，抗倭十年，百姓几乎各个习武健身，有武艺傍身自然不怕事；二来，苏松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大量的无业游民，这些人整曰里游手好闲，寻衅滋事，自然带坏了民风。
但海瑞却认为江南民风不好，其原因之一是官员不尽责，为父母官者满心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吃了原告吃被告，又怎能为百姓做主？贫苦百姓靠官府处理无门，只能自己解决。另一个原因，则是‘讼棍’的存在——海瑞认为‘健讼之盛，其根在唆讼之人，然亦起于口告不行，是以唆讼得利。’由于官府不受理口头诉讼，便生成了一些靠替人撰写讼状生活的人，这些讼棍为了反复写诉状发财，便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搞得十分复杂，比如原先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问题，却在他们的唆使下，矛盾激化，诉之以官司，使民风更加败坏。
因此，直接接受普通百姓的口头诉讼，是解决扭转这一混乱的关键，于是海瑞命人宣告百姓：‘今后须设口告簿，凡不能亲自书写的人准许其以口陈述！’
这条法令一出，登时引起了各府百姓强烈的反响，一时间抚衙之前门庭若市，百姓络绎不绝，皆来控诉，真比过年还热闹……当然，换另外任何一人当这个巡抚，都不可能有这效果，但现在堂上做的是海瑞，为民做主的海青天，不畏强权的海阎王，百姓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当天晚上一盘点，竟收到口头和书面的诉状三千余份。襄助政务的王锡爵苦笑道：“这一天，收了一年的状子。都公，咱们不干正事了？”
“呵呵，这就是正事儿……”海瑞从满桌子的故纸堆中抬起头来，笑道：“你且把这些案件分类，再看看。”说完继续低头抄写计算。
今夜，海瑞竟破天荒的点起了十盏牛油大灯，把轩敞的堂屋照得亮如白昼。因为此刻屋里不光他俩在忙，还有十六位从汇联号请来的审计，在对着满屋子的积年田产登记档案攻坚……虽然准备重新丈量，但如果能把田产的所有权理出个大概，自然可以大大减少清丈的难度。
这份差事对一般账房来说，肯定感觉像蚂蚁啃大象难以完成，但对于习惯了烟波浩渺的账册汇联号的审计先生来说，却只是一份寻常的差事。对于他们高效准确的工作，海瑞自然九分满意，剩下一分不满，来自于他们要价太高，每人一天就是三两银子，据说这还是内部优惠价。所以为了缩短工曰，海瑞只好咬牙点起了大灯……和要支付的酬劳比起来，这点油钱实在不算什么。
好在贵有贵的道理，到了下半夜，审计先生们将海瑞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为首的一位将汇总的结论送到他手里，其余人则纷纷回去睡觉。
海瑞揉揉眼，接过那报告一看，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哎哟’一声：“这么多？”
这一声引得王锡爵转过脸来，海瑞便将报告递给了他。王锡爵拿过来，凑到油灯底下细细阅读起来，但见上面写着：‘松江府在册田亩总数一览’，下面详细开列了松江各县田亩总数、粮税总量；并与开国二十年后的田亩数、粮税总量做了对比……因为这一时期，生民安居乐业，垦荒基本结束，统计数字比较有参考价值。
可见洪武二十四年，在册田亩共四百七十六万亩，粮税总量一百三十八万石；隆庆二年，在册田亩四百三十万亩，粮税总量一百零三万石。在册土地共萎缩了四十六万亩，粮税总量缩减了三十五万石。这个数字已经算是很漂亮了，因为中间还有嘉靖二十年的统计，在册田亩四百四十万亩，粮税总量七十万石……这说明海瑞之前三任巡抚，沈默、唐汝辑和归有光，在当时允许的范围内，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且不论为何在册土地萎缩，也不问这些年来疏浚吴淞江，开发上海滩，新增加的近百万亩耕地去了哪里。单就这一度萎缩近半的税赋，审计先生们给出了一组相关数据：
洪武二十四年，重赋官田的数量是三百万亩，免税田只有三万亩。
但到了嘉靖二十年，重赋官田却只剩下一百七十万亩，其余都被官府以各种形式，转卖给了民间，成为平赋民田；而免税田的数目，则达到了九十万亩。至隆庆二年，重赋官田数为一百一十万亩，免税田达到了一百一十七万亩，首次超过了官田数量。
对于嘉靖二十年到隆庆二年，这近三十年间，耕地数量进一步恶化，赋税数量却显著好转，海瑞知道是松江百姓大量改种棉田，经济效益提高带来结果。但他认为这并不能掩盖土地兼并带来的恶果，因为不纳税的田亩依旧不纳税，只是能从穷苦百姓身上多榨出油水罢了。
在一系列数字之下，还有一行统计数字，是徐家在松江一府的土地总量——四十六万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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