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抵台湾的时候，谭潔梅娣拿的身份证件是伪造的，名也取台湾新生儿女里流行的名，男叫陈台生，女叫秦念乡。
一双男女又领了个尚不足三岁的孩子逃难来，难中成一家，上了岸就取父亲姓陈，登记名为安琪，乳名唤瓜子。
幸得了袁氏留下的金条财物，一家三口不必住在铁道边用铁皮烂木搭建的难民棚屋，那边都是国民党迁台带来的户群，当街洗漱做饭骂街，挤在一溜。
他们住在铁道骑楼棚屋以南的西门町康定路一栋日式房，四间榻榻米，后面一个小花园，没几样家具，条件也不好，一切都得从头来。秦念乡的压力最大，要照顾双目失明的丈夫陈台生，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了买票和房产置办，手里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不像在大陆还能到剧院唱唱戏，现在只能务实一点，白天在艋舺老街一家面馆给人刷盘子，晚上去酒馆给人做做招待。
陈台生就在家照顾孩子，但他眼睛不好，偶尔还会出点意外，孩子磕了碰了、饿得营养不良也只一劲儿地哭，他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面住棚屋的一家姓林，从北京来的，听陈台生和秦念乡的口音就觉得亲切，私下一聊，果然有些“同声同气”，在到处是南方人的地界，实属不易。
尤其林太太，长得高挑个儿，个性也豪爽直接，在家负责带个五岁的男孩子，皮得不行，自己也跟着上蹿下跳，生龙活虎，看陈抬生眼不好，手脚也不像个干活的，就把陈安琪接过去照顾，顺便也照顾了陈台生，帮他搬煤球烧饭，扶他进出……长此以往，秦念乡也不太好意思，就把两间榻榻米低价租给了林家，于是两家并一家，林家也不必住在破铁皮房，也总算是有一个像样的房子住了。
林先生本是个调音师，搬过来初始也是到处打打零工，后来还是在职中寻了个正规职位教音乐，日子才算好一点，这般如此，两家的日子虽然都过得紧巴，但互相帮衬，倒也不算太难捱。
外面形势日趋紧张，戒严时期到处都是国民政府的管制岗哨，三五户就有个纪委、检察官，隔三差五就来敲门巡查，路上时不时就有便衣，一怀疑是共匪、间谍、亲共者就带走枪决，对异党异见者也也都实行肃清处理，一时人心惶惶，尤其像秦念乡和陈台生这样来路不正、手里有不少人命的，更是行事能低调就低调，戏也都不唱了，素手纤指也在日常劳苦里生了茧、起了皱、磨了皮。
日子一天天过，大家起初还对反攻大陆抱有一丝幻想，朝韩停战后大陆又传来的一场场政治斗争，又让岛内感到望乡无路了，外墙标语从“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到“保密防谍”再到”检肃匪谍”，这句是永不变的，隔上几年就要重新刷一遍，白字再来蓝框，篮框再来白圈，日夜警示世人。
陈安琪也一天天长大，同邻居林子墨同出同进，跟一对儿兄妹一样亲，上学也都安排在一处，逐渐大了，也就有了男女之别，陈安琪越长越像袁安琪，漂亮的脸一双迷人眼，爱美爱打扮，每天都要爸爸给梳不同的发辫，刚入小学就有不少男孩子经常同她亲近，可有林子墨在旁边看护，谁也接近不得。
两家也常常坐在后花园一起吃饭喝酒，一说起孩子的事，就笑成一团。
林太太特意逗陈安琪：“你将来做我们家媳妇好不好？喊我婆婆好吧？”
陈安琪抬头看看妈妈，身子却贴在爸爸的怀里，似懂非懂但已经红了脸，嗫嚅：“爸爸，妈妈，什么是媳妇呀？”
林子墨扯她辫子：“哎哎，这个你都不懂，就是跟我结婚啦！”
大家轰地都笑了，小女孩更害羞了，把脸都埋在爸爸的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