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年）至十年（1805年）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之间，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夕，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这次起义发动起成百万被压迫者，对清王朝进行了猛烈冲击。统治者倾注了所能动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企图扑灭这一熊熊火焰，以维持其黑暗统治。起义者在十年当中，转战于鄂、豫、川、陕、甘五省的广大地区，屡次将反动武装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从各方面削弱了清王朝，使它的虚弱本质进一步暴露，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志。大起义虽然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及起义者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错误而终于失败，却成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
这次起义当中，涌现出一批领袖人物，王聪儿就是其中一员。
迄今为止有关王聪儿的论述，几乎都对她给以极高的评价，如认为她直接组织和发动了襄阳地区被压迫者的大起义，组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她统帅这支数万人的大军，纵横驰骋在鄂、豫、陕、川等省，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下，取得一系列重要胜利，不仅支援了其他地区的起义军，还对大起义的进程产生很大影响；她能坚持正确的路线，和叛徒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等等。总之，在这些论述中，起义军特别是襄阳起义军在起义最初两年所取得的功绩，几乎都被归功于王聪儿个人了。
无庸置疑，王聪儿是川楚陕农民起义军的重要领袖。可是不能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无限地抬高她，将不属于她或不完全属于她的功绩，强加于她，甚至赋予她以超越她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某些特色。
为了正确评价王聪儿，首先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有关王聪儿的论述中经常引用的若干重要材料，进行初步辨析，并通过这种辨析，试图给王聪儿一个符合她本来面目的历史地位。
一
为论证王聪儿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重要组织者和发动者，有关论著和辞书都指出，乾隆六十年（1795年）末，她和她的丈夫齐林（白莲教支派湖北收元教的重要领袖）曾计划第二年（嘉庆元年）的元宵节，在襄阳城内举行武装暴动，因变节者泄露机密，以齐林为首的一百多名教徒惨遭杀害。
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是周凯的下列叙述：湖北襄阳的收元教“谋为不轨……推齐林为首，期以嘉庆元年正月十五日破襄阳城。城中民或外徙，城外民或内徙，风谣四起。署襄阳县知县张翱……素习一老库书，召入内署密询……搜其身，得小册，皆伪称，知齐林为首，老库书为相，……闭城大索，勒兵守城。时，齐林之党悉在城外，城中不过数百人，不能拒，尽获之……骈诛于道署之西，凡一百余人，悬齐林首于小北门。时，正月三日也。”[1]
周凯言之凿凿，可是六省教案（乾隆五十九年秋，清统治者大规模镇压鄂、豫、皖、川、陕、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浑元教）初期，清湖广总督毕沅就上报弘历，在襄阳“将首犯宋之清（收元教教主）拿获，并究出同教各犯……齐林等十八名，亦即按名全获”[2]。不久，新任湖广总督福宁宣判：“此案宋之清……照大逆律陵迟处死……高成功、齐林等十九犯，俱照妄布邪言为首例，拟斩立决。”[3]所以齐林已在乾隆五十九年初冬牺牲，不可能再在一年后和王聪儿一起组织襄阳城内的暴动。
其实，周凯所记载的只是襄阳一带关于齐林的一种传说，而它基本上又是以下述一些事件作为素材：
如《襄阳府志》的汪履安传：“汪履安……诸生……邪匪起，助守（襄阳）西门。诇得县户书段琼、段玙暨县役侯朝纲通贼状，密白于知县张瑢。捕琼，玙已飏去……质之朝纲，弗承也……于其蔽膝中得红笺，有八字云：‘分郡之事，速来商议’，朝纲始服输。盖受伪职都督，实期以是夜在各官署后举火为内应也。所牵引城内数十百人，骈诛之，城守乃益固。”[4]
《方略》也记载了这个事件，但十分简单：“署襄阳县施南同知张瑢，于旬日内拿获城内外书役、奸细，正法二百数十名。”[5]
又如《襄阳县志》记载：“嘉庆元年三月，襄阳匪首齐林之党姚之富……称乱于黄龙荡……立王氏（王聪儿）为总教师……四月初七日，匪首肖应提烧樊城，遂渡河攻襄阳城……县役王林为内应……斩以徇。应提中炮立毙，贼众分窜，城围遂解。”[6]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传说确实取材于上述两个事件，只是改动若干具体情节和人物姓名罢了。周凯在道光初年任襄阳知府，自然会听到当地这个传说，其后被他收入上引《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一文。
周凯的叙述并没有提到王聪儿，可是有关论著几乎都指出她也参加了这一密谋。史料没有记载，不只何所根据？
可见齐林夫妇曾组织襄阳城内武装暴动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据以立说的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传说，并非史实。
同样是为了突出王聪儿组织、发动这次大起义的功绩，一些论著指出，著名的襄阳地区大起义，是由王聪儿在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即辰年辰月辰日）亲临现场领导的。翻阅有关史料，始终没有发现足以证明这种看法的根据。倒是襄阳起义军一些成员的追述，为我们提供了说明事实真相的某些依据。
襄阳起义军由三支队伍所组成，即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齐家营（襄阳黄号），高均德领导的高家营（襄阳白号），以及张汉朝、刘起荣领导的襄阳蓝号。高均德回忆起义情况时说：“嘉庆元年本县（襄阳）张知县又查拿邪教，将我拿获……彼时张汉潮（朝）已于二月间起事。我回家……遂随同张汉潮打仗。”[7]高成杰说：“嘉庆元年……三月间，有同教的张汉潮谋反起事，我就跟着同走。”[8]马应祥说得更加具体：“嘉庆元年二月里，张汉潮手下聚有一万多人，就在枣阳县起手造反。小的师父高成杰并高二、高三、高均德、马五们，听见张汉潮造反，就同小的于三月二十八日竖起白旗，称做高家营。”[9]
以上是襄阳白号领袖们的叙述，而襄阳蓝号成员的有关回顾则更加明确，如张汉潮的儿子张正隆的供单上说：“嘉庆元年三月，先是刘起荣、张时（什）在襄阳起手叛逆，齐王氏也随后反的。”[10]张时指出：“嘉庆元年三月间，张汉潮等先在黄龙垱桃山庙起事，齐王氏、姚之富在夹河洲、邓洲起事，高二、高三、马五在高家湾起事。”[11]
综合起义者们的回忆及有关材料，襄阳地区被压迫者的起义情况如下：刘起荣等假借老师傅张汉潮的名义首先在他的家乡附近的黄龙垱举起义旗；随后姚之富在他的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高均德在其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后来形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而不是王聪儿直接领导或亲自发动的。
传说王聪儿在齐林被害后，“祝发为优婆夷”[12]以避免统治者的注意。统治者在她牺牲后指出：“该逆首发剪后复蓄，长不盈尺”[13]，从而证实确有其事。可见六省教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聪儿正在身居简出，尽量避免与外人接触，很难参加多少起义的准备工作。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有关王聪儿组织、发动大起义的材料很少，即使有几条，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有的论著却以想象代替事实，无限拔高王聪儿，而对于已有若干史料证实其为湖北地区大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姚之富，竟然避而不谈。下引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
湖北当阳起义军领袖陈德本说：“乾隆五十八年……认何显明做师傅……上年（乾隆六十年）本县查拿邪教，何显明就说，襄阳老教头姚姓寄信来说，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14]“襄阳老教头姚姓”，显然是姚之富。这一时期当地除去他之外，史料中没有出现第二个姚姓教首。
湖北保康县起义军成员曾世兴被俘后供称：“小的父亲曾拜姚之富、姚文学为师……本年（嘉庆元年）二月十三日姚文学带了多人，到小的家里，说劫数到了，要抢城池。”又说：“姚之富、姚文学父子是分路纠人，姚文学在郧阳一路纠伙分抢，听得姚之富在襄阳一带，率领同教，在那附近地方四出抢劫，是以未到郧阳。”[15]房县收元教徒祁中耀也说：“本年（嘉庆元年）二月内，姚文学带领同教多人，到三里坪地方，说要起手烧抢。”[16]
这些叙述表明，收元教在六省教案中遭到严重摧残后，恢复湖北地区的组织、进一步准备当地武装起义的重任，主要是由姚之富等人所承担的。尤其是姚之富，在继承宋之清、齐林等人的未竟事业中，作了突出贡献。他才是湖北地区白莲教大起义酝酿、发动阶段的关键性人物。
有关王聪儿的论著中，几乎一致肯定她是襄阳起义军的最高领导者，认为这支队伍由她“率领”和“负责指挥”。可是事实却远远不是这样单纯。
首先，襄阳起义军是由三支独立的队伍所组成，彼此虽长期密切合作，还是没有产生一位军事总指挥。
襄阳白号由齐林师兄高成功之子高均德直接领导，“高家的人最多，原叫高半边”[17]。这是它能和襄阳黄号分庭抗礼的一个原因。高均德本人也承认：“营里一切事情……其实还是我指拨调度。”[18]
襄阳蓝号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张汉朝并不属于宋之清的收元教系统。张正隆说：“白莲教有南北二会，南会是小的父亲，传习刘起荣、张时……等；北会是齐王氏，传习姚之富、张天伦……高均德。”[19]这里，北会显然指齐林弟子姚之富及高成功之子高均德分别领导的襄阳黄号和白号，他们都属于宋之清系统。张汉朝的教派，张正隆不曾指出，但不会是宋之清的门下，否则就无从解释它为何被称为南会，以与宋之清、齐林一派相区别。六省教案有关收元教的材料中，没有涉及张汉朝这个派系的任何情况，也是两者不属于同派的印证。襄阳蓝号初期的重要领袖刘起荣，乾隆五十八年曾见到浑元教教首刘之协，后者给他“黄绫一块，上写经咒，说带在身上可避灾难”[20]。宋之清与刘之协因“争教”事件（收元教为摆脱对浑元教的依附地位，引起宋、刘之间的一场冲突），已在乾隆五十七、八年间决裂，而刘起荣却还和刘之协交往，这是张汉朝不属于收元教派系的又一证明。
嘉庆二年五月初三日，当襄阳起义军由湖北向四川作战略转移，途经陕西兴安时，襄阳蓝号曾单独发出布告，阐述起义军的作战目的和某些政策、措施。布告的开端说：“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子为招讨扫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示谕军民人等知悉……今真明（命）天子已出……吾主本大明之脉绪……。”[21]布告从一个侧面表明，襄阳蓝号只受这位“真命天子”的领导，张汉朝父子有权以个人名义领衔，对外发布文告，而无需考虑王聪儿或其他的人。
其次，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最初一个阶段，襄阳起义军最重要的领袖并不是王聪儿，而是姚之富和其他几位老教首。襄阳黄号的一份宣传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个事实。
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襄阳双沟地区发现起义军散布的“逆词”，“逆词内有伪称兵马大元帅姚、张、王、黎四姓”[22]。清统治者经过调查后指出：“姚、张二姓即系姚之富、张富国。其黎姓系名黎数，贼伙称为黎叔。王姓称为大叔，更在姚之富之上。”[23]
姚之富是齐林弟子，襄阳黄号领袖。张富国即张汉朝，襄阳蓝号领袖，门徒众多，很有威信，起义时已年近七十。王姓即王廷诏，黎数即李全，他们在教内辈分很高，深受起义军将士爱戴，被尊称为叔。王廷诏是浑元教的领袖，在激励起义军将士们的斗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全突出地表现了军事指挥才能，被清统治者称为“逆首中极为狡猾之贼”[24]。
“逆词”的来源，据被捕者“武致雍供称，上年该犯与姚之富同谋起事。今年（嘉庆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姚之富因人少，令同武致和……等七人一同出来，招集各处逃散之人，抵敌官兵。书稿是贼营内葛应宗所写，我带出照样誊写、布散”[25]。
襄阳起义军为重新招集在战斗中与队伍失去联系的战士，在有关宣传品中自然要以他们所熟悉的最有威信、地位最高的领袖相号召，这就说明姚、张、王、李四人是襄阳起义军初期阶段最重要的领导者。不过他们除去亲自掌握的队伍外，对于其他部队也是没有直接指挥权的。
王聪儿是襄阳黄号的领袖，“逆词”正是这支队伍的成员所写，却偏偏将她“忽略”，因而从一个侧面反映，起义初期，王聪儿在襄阳起义军中，甚至在襄阳黄号中的威信、地位，还没有达到后来那种高度。
姚、张、王、李四人中，姚之富在嘉庆二月五月前又被清统治者当作襄阳起义军最主要的“首逆”。他的名字在连篇累牍的谕旨、奏折中频繁出现，是必欲得之而甘心的“要犯”，其重要行仅仅次于刘之协。这因为他是湖北地区大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在整个襄阳起义军中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大起义初期，统治者发现在湖北襄阳、保康、竹山及陕西商州等地，秘密扩充队伍的一些起义军成员，都是奉姚之富的命令。又有一件材料指出，嘉庆元年十一月上旬，双方在襄阳东北的草店一带发生激战，起义军的“妇女幼童亦手执刀矛助势”，“姚之富……见官兵较前倍增……先行退回营中，向各头人商议，目下雨雪泥泞，道路难行，官兵一时断不能进攻……尚可支持数日。我们酌带些人，乘此速往黄龙垱一带，招集从前打散之同教多人前来帮助，可以救应决胜。即于是夜有五六个头人，各带自己得用之人陆续前往，姚之富亦在其内。”[26]可见姚之富是襄阳起义军中主要的运筹帷幄者，他的意见对其他领袖有很大影响。
姚之富的重要地位还在于襄阳黄号主要是由他的门徒所组成，而黄号又是襄阳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前引陈德本的供词称姚之富为“襄阳老教头”。湖北枝江、宜都起义军领袖张正谟说：“姚之富系襄阳一带掌教。”[27]又一教徒王兰说：“姚之富有四十八个徒弟，分为四十八线。”[28]曾世兴、祁中耀也指出：“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各处之教，皆姚之富、姚文学父子所传，教中人皆称为老师傅。”[29]颙琰曾根据奏报说：“现获匪犯，多系姚之富之徒。”[30]总之，姚之富是个广收门徒的老教头，特别是在六省教案后组织起义的过程中，自然会吸收更多的人入教，从而使他的弟子在襄阳黄号中占居主导地位。白莲教各支派教首的地位、权力，归根到底取决于门徒的多寡，起义后也是“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人数少者为小头目”[31]。这是姚之富成为襄阳黄号的实际领袖，并在襄阳起义军中有着很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清统治者严重注意姚之富的情况相反，齐王氏（王聪儿）一名直到嘉庆二年三月，即襄阳大起义一年之后，才见于统治者的记载[3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王聪儿在起义初期，并非襄阳起义军的最重要的领导者。
最后，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初期，王聪儿在起义军中的威信既然不算很高，为什么又被推举为总教师呢？这主要是由齐林生前在收元教内所处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六省教案中被捕的陕西省收元教徒供称，教内传说“弥勒佛转世，现已生在河南无影山张家，要保护牛八起事。牛八即喜朱字”[33]。无影山是白莲教经卷中的地名。所谓河南无影山，暗指襄阳收元教。教徒们还传说：“河南无影山上掌事之人，闻系漆姓、宋姓。”[34]宋姓显然就是宋之清，漆姓即齐姓，指齐林。据《实录》记载：“现在研讯韩陇，供称所得灵文经咒，曾向肖贵问过，据称系伊师樊学鸣传授，樊学鸣之师是张志坤，张志坤之师是齐林，即漆林。”[35]所以齐林是收元教内仅次于宋之清的领导人物。
史料表明，襄阳黄号及四川起义军的大部分领袖，都是齐林系统的教徒。
襄阳方面，“齐王氏是老师傅（齐林）的女人。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这都是齐王氏的徒弟”。[36]按，姚之富等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王聪儿既是“（齐二）师娘”，所以也可称为她的弟子。
四川方面，齐林“转收伍公美……为徒，伍公美转收樊学鸣为徒……樊学鸣转收……肖贵为徒……肖贵抄得经文，携回陕西安康县，辗转招徒入教”[37]。肖贵被捕后说，他的弟子包括尚贵和孙赐俸（即孙士凤、孙老五），尚贵的一个弟子即通江蓝号起义军领袖冉文俦；而四川起义军其他重要领袖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罗其清、龙绍周等人，则都属于孙士凤系统的教徒，“凡陕西之兴安，四川之达州、巴州，湖北之来凤等处，该犯（孙士凤）传徒甚众”[38]。川东云阳县教首高名贵，也属齐林系统[39]，著名的云阳月蓝号起义军的一些领袖，都出于他的门下。
由此可见，齐林生前已超越宋之清，成为湖北收元教内的最大实力派，甚至可以说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基本上是由齐林系统的教徒所发动和领导的。
齐林所以拥有众多弟子，在收元教内处于显赫地位，与他充当襄阳县总差役有关。
差役是统治者的爪牙，欺压、掠夺人民的具体执行者，为被压迫者所深恶痛绝。不过也有少数差役秘密参加白莲教及其组织的武装斗争，清中叶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乾隆末年随着统治机构的日益庞大，以及阶级斗争的激化，州县差役（大部分为“逾额官役”）剧增，四川达州竟有五千人之多，湖北当阳县也达到一千六百人[40]。齐林作为襄阳这种“繁剧”州县的总差役，因而所掌握的有关人员最少也在千人以上。他的这种地位和实力，有利于秘密开展传教收徒活动，所以终于成为收元教内拥有最多教徒，实力最强的教首。有的记载说：“（齐）林遂为襄郧总教，号大师父。”[41]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齐林之上终究还有宋之清，但也可看出齐林在教内的声势了。
六省教案中收元教遭到严重破坏，宋之清遇难，他的第一代弟子也几乎全部牺牲，由于齐林的门徒众多，所以各地的幸存者不在少数。姚之富等人承担了恢复湖北地区的组织及准备起义的重任，其后成为襄阳黄号的领袖和骨干。为表达对齐林的怀念与尊重，他们在起义后推举“师娘”王聪儿做总教师，称这支部队为齐家营。（襄阳县志）所载：“嘉庆元年三月……姚之富称乱于黄龙荡（按，应为夹河洲），立王氏为总教师”[42]，就是此事。估计襄阳白号和蓝号对此也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拥戴王聪儿的姚之富很有威信，而且王聪儿虽不是他们的“师娘”，在教内的辈数终究很高（因是齐林之妻，辈数仅次于王廷诏、李全等个别老教首），何况有了总教师，也并不妨碍他们的独立行动。
有必要对总教师这一名称，作如下说明：
“教师”的称号在白莲教及川楚陕起义军总并不经常使用，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只是个荣誉职衔。如四川达州青号西路先锋张书汉，因与徐添德发生矛盾而率领部下独立活动，被人们称为元帅。张书汉说：“因我与徐天德是亲家，就称我为老教师。”[43]王聪儿是齐林之妻，因而被襄阳黄号加以总教师的尊称，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教师可能是总传教师或传教总师的简称。如川东奉节线号起义军领袖龚文玉，“在夔州一路为传教总师”[44]，似乎就是总教师的同义语。
龚文玉是奉节（夔州）地区拥有众多门徒的教首，实力雄厚，被称为“传教总师”，名实相符。王聪儿门徒不多（详见下文），被称为“总教师”，显然属于虚衔，并不是她真的就拥有这种地位和权力。
又如天理教的领袖林清，也是总教师，他是该教的一位重要创始者，因而拥有实权，“总教师所传号令为大令”，而元帅“所传为小令”。这是和王聪儿的不同之处。
总之，大起义初期阶段，襄阳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是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他们在全然缺乏军事实践的状况下，直接或间接领导从未经过战阵的被压迫者，在与敌人正规军的搏斗中，不断从胜利和失败中总结经验，迅速提高军事指挥能力，在某些方面避免重蹈湖北地区其他起义者失败的覆辙，取得一系列重要胜利，给与敌人以沉重打击。襄阳起义军所以能成为川楚陕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对当时的反清斗争作出重要贡献，除去广大将士们的奋战外，这四个老教首的领导也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他们在斗争中也犯了不少错误，导致起义部队实力的削弱，加以客观上的一些原因，终于被迫向四川转移。
王聪儿虽然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不断展现其指挥才能，作出不少贡献，终于在嘉庆二年上半年起义军向四川转移途中，进入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的行列，成为襄阳起义军的重要领袖。清统治者所以在起义军进入四川前后开始注意王聪儿，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尤其是统治者由于注意王聪儿，必然会探听到她是襄阳起义军的总教师，因而也就将她作为这支队伍甚至川楚陕起义军的“首逆”了，因为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始终是将襄阳起义军作为整个起义军的代表者来看待的。
王聪儿成为襄阳起义军的重要领袖后，在襄阳黄号中的实际地位，也还在姚之富之下，因为黄号成员主要是姚的门徒。她和姚、张、王、李相同，都没有直接指挥襄阳起义军全体部队的权力，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个相当松弛的联盟。她也没有超过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成为襄阳起义军的统帅，而只是其中平等的一员。
有的论著认为，王聪儿还在组织、发动大起义时，已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才能”。“年仅二十岁”的王聪儿在起义后就成为“智勇双全”、“叱咤风云”的“卓越的女统帅”，等等。这些既缺乏史实根据，也与人们才能的成为过程不相符合。陈玉成在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后，成为太平天国卓越的将领时，年龄也在二十岁上下。但是他当时已经历了金田起义后长达六年的戎马生涯，饱经战火的锻炼与考验。王聪儿曾在各地走解卖艺，固然增长阅历，开阔眼界，养成坚强斗争精神，但这并不等于掌握了军事指挥才能，而掌握它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上述说法未免过于夸张了。
二
襄阳起义军在嘉庆二年初，从湖北经河南、陕西，向四川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同年六月，在四川东乡与徐天德、王三槐两支起义军相会合。这就是著名的东乡会师。
王三槐叛变投敌后，曾就会师的情况说：“从前齐王氏、姚之富也是逃命到四川的。他们曾差人来说要合伙，我们还恐怕是官兵假充，设计诱我们的。我们也差人去探听，与之对话。后来大家商量，我们四川地方不犯着叫他们湖北人来糟蹋，不肯与之合伙，所以他们又回陕西去了。”[45]
有的论著仅仅根据这一点就作出结论说，王聪儿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东乡会师期间，曾与王三槐的分裂主义路线展开激烈的斗争，粉碎了他的阴谋，等等。
持上述观点的同志，对王三槐的供词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一供词明白无误地说，不愿与襄阳起义军合作，是经过“大家商量”的，怎么能解释成王三槐个人的建议和决定呢？而王三槐等大家“不肯与之合伙”，王聪儿等就“回陕西去了”，又怎么解释王聪儿和王三槐进行了激烈的路线斗争呢？
其次，王三槐供词的其他部分却又说，嘉庆二年六月，“小的同徐添德们逃到东乡中河，遇着湖北的齐王氏、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们又陕西过来，就同他们从开县温汤井一路，到云阳、奉节、大宁。因官兵来追，小的又同徐添德、冷添禄、樊人杰、王光祖们转回温汤井，由太平到了巴州地方。”[46]
据此，人们可以得出与前者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东乡会师后，两省起义军曾联合抗敌，而且襄阳黄号的重要领袖樊人杰、王光祖等还留下来，继续和四川起义军并肩作战。综合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实际情况也恰恰是这样。
所以有必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王三槐的有关供词，辨别其真伪，得出一定的结论。
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是因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而湘黔苗民大起义也进入尾声，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进攻。战况日益激烈，双方都遭到重大损失。前述姚之富等人一再派遣教徒，秘密返回襄阳等地，就是为了动员教徒等参加起义队伍，以扭转急遽减员的局面。但因统治者的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基本失败了。而起义军在战略上的一些错误，也是造成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却在嘉庆元年末，一举攻克东乡县城，声威大振，队伍迅速扩大，斗争形势不断发展。
对于这种情况，襄阳起义军成员追述道：“到了二年三月间，众人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47]另一成员也说：“四川的人很多，地势险要。”[48]此外，收元教早在乾隆末年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教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在乾隆五十八年曾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49]可见襄阳起义军入川，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
不料嘉庆二年五月襄阳起义军进入四川前后，当地斗争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在此期间没有采取分散作战的方针，而是先后在金鹅寺、重石子、香炉坪等据点，与不断获得增援（包括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后的回川队伍）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因而连战失利，损失严重，老师傅孙士凤牺牲，将领亢作俸及徐天德的母亲、王三槐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也被敌人俘获。“徐添德、王三槐等，节经官兵追杀，只剩一千余人……因到处多有兵勇堵截，并不能逃出东乡县界。”[50]襄阳蓝号著名领袖张世虎事后也说：“徐添德、冷添禄、王三槐们，已被官兵杀散了。”[51]同时，四川起义军的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也被敌人围困在巴州方山坪一带，无法来援。可以想象，徐天德等起义军将士该是多么盼望襄阳起义军的来临。
东乡会师后襄阳起义军所以又匆匆离去，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王聪儿等刚刚入川，清统治者就已拟订出集中兵力，“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颙琰指出：“今（襄阳起义军）全伙逃至川境，即令与……徐添德、王三槐合成一伙，正是天夺其魄，自投陷阱。从来贼匪利分不利合，官兵宜合不宜分……大兵云集，四面功围，更可克期集事。是现在贼匪渡江入川，思欲合为一处，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事。”[52]
当时尾追襄阳起义军的清军惠龄等部，及围攻徐、王、罗、冉起义军的宜绵所部，总兵力已达四万人以上，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的兵力，据清军将领估计：“徐添德等余党，现在不过千余（按：估计过低），而楚匪人数，实不下二万有余（按：襄阳起义军转移途中，大批教徒参加队伍）。”[53]如将罗其清、冉文俦、龙绍周等部计算在内，估计也只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不少随军家属。在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东乡会师后，起义军必须迅速转移，以免陷入清军正在形成的包围圈。
东乡会师在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次日两省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战，当晚就向川东的开县、云阳、奉节一带转移，显示出襄阳起义军从这里返回湖北的迹象。而统治者获得的情报，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开县之临江市，其地为水路冲途，屡获贼犯，俱供贼目等欲仍回湖北滋扰。”[54]
王聪儿等所以取道川东返回湖北，徐天德、王三槐部也向此地转移，是因开、万、云、奉等地的收元教徒力量比较雄厚；这些教徒准备发动一连串的起义，以迎接他们的到来。统治者指出，东乡会师后，起义军“都说陕西、四川交界地方，今年八九月里还有起事之人”[55]。这反映两省起义军已和川东的教徒取得联系，所以才传出“还有起事之人”的消息。所谓“川陕交界”，只不过是有意迷惑敌人罢了，因为此后这一带并没有出现武装起义的情况。
川东各地收元教徒起义后，组成著名的云阳月蓝号及奉节线号等部队。还有不少起义者，分别加入襄阳起义军及徐天德等部，壮大了他们的力量。
襄阳起义军向鄂西进军后，留下部分战士，由李全、樊人杰、王光祖率领，援助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其主力则以襄阳黄号为前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终于冲破敌人的层层阻击，由巫山进入鄂西巴东、归州地区，并向襄阳进军，准备回乡。这一动向使湖北的大小统治者及地主士绅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由于襄阳起义军重返湖北，以及川东教徒的纷纷起义，使得清军的兵力由集中转向分散，于是获得襄阳起义军及川东起义军的援助而迅速恢复实力的徐天德、王三槐所部，乘机回师川东北，协同罗其清、冉文俦部，占领巴州、通江等一系列城镇，控制川东北大片地区。被压迫者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在四川战场上出现了新的斗争高潮。
由此可见，襄阳起义军重返湖北，并不是因四川起义军反对进行合作，而是根据形势变化作出的一种决策。
总之，当襄阳起义军来到东乡，对处于困境的徐天德、王三槐部给以及时援助，并决定回师湖北的情况下，四川起义军内反对与襄阳起义军合作的那部分人，显然不敢明确提出他们的主张。因为这既是无的放矢，更是忘恩负义，必然会遭到四川起义军绝大部分将士的斥责，使自己陷于被动、孤立的地位。
问题到此并未结束。嘉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即王三槐被四川清军总统勒保诱擒、变节的前夕，一条上谕说：“前闻陕匪窜入川境后，川匪以伊等桑梓地方，不容他省教匪前来扰害，是以齐王氏、姚之富、高均德等仍由川折回陕省，而刘成栋亦由川东窜回湖北。”[56]
按，襄阳起义军嘉庆二年五月第一次由陕入川后，重返湖北，并没有折回陕西。同年十一月，这支队伍再次由陕西大举进入川北，但是很快又回到陕西，只有少部分人经川东来到湖北。所以上谕所指，显然是姚之富等的第二次入川。
襄阳起义军二次入川前曾长期在陕西汉水南岸活动，寻找北渡汉水的时机。对此，清统治者除去严密封锁汉水外，还集中兵力，企图“聚歼”起义军于汉南地区。
襄阳起义军再次由陕入川，目的在于吸引清军主力明亮、德楞泰部南下，以便出敌不意，大踏步北上，抢渡汉水。清军果然中计，于是高均德部首先赶回汉南，十二月下旬北渡汉水。当明亮等部仓皇北追时，王聪儿、姚之富所部也乘机抵达汉水北岸地区。张汉朝、刘成栋部则“由巫山县……至巴东罗溪坝地方……共领一万二三千人，欲从归州、兴山一带……往河南、陕西等处”[57]。
可见襄阳起义军再度由陕入川，随即折回一举，并不是因四川起义军拒绝他们入川的缘故。
襄阳起义军二次入川，仅仅到达川北，当时徐天德、王三槐所部远在重庆附近的长寿、涪州、垫江、大竹一带活动；罗其清、冉文俦部则与清军激战在仪陇、营山、渠县地区，所以两省起义军很难进行联系。史料记载，十二月初，姚、王、高等人听到冉文俦来到广元县百丈关活动的消息，于是立即前往，希望“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其后冉文俦部已经转移，而“未能赶上”[58]。这就可以看出，四川起义军没有提出过“不容前来扰害”的问题，两省起义军并无芥蒂，否则就很难理解姚之富等人盼望会合冉文俦的迫切心情了。
那么，前面所引的上谕又如何解释呢？其来由可能如下：
四川起义军领袖们讨论与襄阳起义军合作问题时，反对的意见在四川起义军中散播，清军将领如勒保之流，通过谍报人员的刺探，或被俘人员的供述，而获悉这种流言。于是以此解释姚之富等二次入川又立即折回的原因，并作为两省起义军存在严重分歧的重要证据，上报清王朝。
嘉庆四年正月以前和珅用事阶段，清军统兵大员与和珅相勾结，掩饰败绩，谎报军情，以及为迎合太上皇弘历迅速平“乱”的心理，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之风很盛，因而勒保等伪造情报，亦属情理中事。
果然，弘历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命令勒保等在两省起义军中“设计离间，俾其内溃……务须相机妥办，毋得坐失机宜”[59]，等等。
不久，王三槐就被勒保诱擒，随即叛变。勒保及其幕僚们，在审讯过程中可能透露了上谕的内容。叛徒王三槐迎合敌人的需要，供词中捏造出上述情节，以进一步证实两省起义军的分歧由来已久，并非二次入川时才发生。至于王三槐的供词所以将王聪儿第一次入川后重返湖北一事，竟然讲成“他们又回陕西去了”，这说明他确实受到暗示，也反映这个叛徒为了迎合主子的需要，毫不掩饰地编造谎言，以致露出了马脚，而审讯者也没有看出这个破绽。
从王三槐的供词可以看出，四川起义军内部存在着反对与襄阳起义军联合抗敌的人。不过他们只是极少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必然遭到绝大多数成员的反对，没有在实际斗争中造成什么危害。两省起义军的合作日益密切，共同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个历史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王三槐的有关四川起义军拒绝与襄阳起义军合作的供词与事实不符，属于虚构。即使能够证明王三槐是反对联合的极少数人的一个，也不能得出结论说：王聪儿在东乡会师期间，与王三槐进行了一场围绕团结还是分裂的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最后一个问题是东乡会师期间，王聪儿是否被推举为两省起义军的军事总指挥，即“八路兵马总指挥”，甚至成为全体起义军的“总领袖”，即最高领袖。
有些论著认为，东乡会师是一次盛大的集会，两省的各支起义军集中在一起，达十余万人，联营三十里，声势浩大。在这种大好形势下，起义军进行了整编，推举王聪儿为军事总指挥，等等。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人们往往以两省起义军会师后，“分屯土黄坝至五保顶，延长三十余里”[60]的情况，说明他们人数众多，并得出当时形势大大有利于起义者的结论。
其实，起义军扎营时延长几十里一事，在统治者的记载中多次出现，有的还明确反映出扎营的里数并不与起义军人数成正比的这个事实。如襄阳黄号重返湖北后，“合为大队，移屯归州之白马滩……等处，连续二十余里，均距州治甚近，人数不过万余。”[61]又如冉文俦、高均德等部在四川“大神山屯踞……各股匪众二万余人，互相结寨，绵亘五六十里。”[62]等等。
可见，分散驻扎是起义军经常采取的扎营方式，目的在于遭到敌人偷袭、包围时，可以互相支援，减少损失。在大多数情况下，联营几十里，并不是起义军人数众多的反映。
本文已经指出，东乡会师时，两省起义军的总人数只有三万多人，其中还包括若干家属，与敌人正规军和乡勇相比，在数量上显然处与劣势。
当时军情紧迫，两省起义军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在于火速摆脱即将合围的敌军包围，其他事项则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在东乡会师的只有襄阳黄号、白号、蓝号和达州青号、东乡白号五支队伍。其他四部分，即巴州白号、通江蓝号、太平黄号及大宁陈崇德部并未参加（云阳月蓝号和奉节线号还没有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推举军事总指挥，或作出涉及全体起义军的任何重大决定。
而且川楚陕起义军的组织状况，已经决定了他们在东乡会师期间，不可能解决组成统一队伍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推举全军总指挥。事实也是如此，象襄阳起义军的三支队伍，虽然关系密切，长期合作，尚且不能产生一位众望所归的总指挥，更何况两声起义军之间？东乡会师前夕，清统治者指出：“刻下贼匪既已窜入川省，则较之蔓延各省之时，自觉易于剿办。但贼匪狡诈，伊等虽名为同教，而势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迹，自必欲各踞一处，以为牵制官兵之计。”[63]“各踞一处”固然为了分散敌人兵力，更重要的因素则在于“势力各有不同”。
起义军之所以长期处于分散状况而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原因如下：
白莲教发展到清代，已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相属。
白莲教“政体尚专制”[64]，始终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等级森严。派系的教首掌握本派大权，采取父死子继的权力继承方式，不容外人觊觎。不过，教首的弟子门，随着本身力量即所收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独立倾向也在逐步加强，如条件成熟，最后也会走上独树一帜的道路。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由白莲教支派收元教等所组织、发动，因而上述封建管理制度，基本上由起义军所承袭。每一支起义军最初都是由起义前的教首和他的一批亲友、门徒，以及他们所分别号召、组织的被压迫者所组成，人数由几千到几万不等。教首（即老师傅、老掌柜）独自掌握这支起义军的一切大权，其他人不得干涉，由他指派嫡系门徒分别担任元帅、先锋、总兵等职。不过，这些门徒的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各自所招收的门徒和群众的多寡。而实力雄厚的门徒，在种种情况下，可以组成另一支独立队伍，自由行动。
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因为白莲教及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军的主要成员，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及自耕农民，封建社会这种分散经营、互不联系的个体小生产者，正式产生上述组织上的分散性及家长制统治的阶级基础。
川楚陕农民起义军受到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的严重危害。起义军的大部分尽管都由齐林系统的教首所分别领导，实际上却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彼此虽可合作，但离心力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从而大大妨碍了起义军领导核心和统一队伍的形成。
所以东乡会师期间，王聪儿没有也不可能被推举为“八路兵马总指挥”，史料中也未发现足以证实此事的迹象。
至于王聪儿是川楚陕起义军的“总领袖”，即最高领袖一事，也与史实不符。
六省教案前，宋之清为首的收元教，与王怀玉、刘松为首的浑元教，各有本派系所拥立的最高领袖，即所谓牛八。宋之清、齐林等牺牲后，收元教的牛八不再被提起，而浑元教的老教首王廷诏参加起义军后，则仍念念不忘本派的牛八，一心想使他充当川楚陕起义军的最高领袖。
高均德被俘后说：“我曾向王廷诏询问，我们闹事，究竟辅佐何人做主？廷诏说，一个人叫做朱添全，是我们的主儿……你如今尚不能见他，他如今还不出来呢。”[65]这个神秘的人物即王怀玉的儿子王法僧，他十五岁时被清统治者流放到甘肃，六省教案后又改发新疆为奴[66]。他也就是前引张汉朝布告中的“本大明之脉绪”的“真命天子”。由于王法僧还被清统治者所控制，为着他的生命安全，因而王廷诏对此事严守秘密，甚至在襄阳白号领袖高均德面前都含糊其辞，不肯透露真相。
所以川楚陕起义军的最高领袖另有人在，并不是王聪儿。
三
王聪儿的身世及其起义前的活动，留下来的文字记载极少，只知道她是湖北襄阳人，大起义时的年龄一说二十岁，一说“年末三十”。王聪儿的父亲曾是“湖北安襄郧荆道衙内茶役”[67]。她“少孤，随其母，以走解往来襄樊”[68]。颙琰曾污蔑说：“从前教匪首逆齐王氏，即系械马倡伎。”[69]
走解卖艺（杂技）在封建社会里被统治者看作最卑贱的职业，欺压凌辱，无所不至，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叶将近三十年中，清王朝在各地大肆镇压的“卦子”，就是周行各省的中型或大型马戏杂技团体。它们曾以种种方式展开斗争，引起统治者的警觉，感到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反抗力量。王聪儿从小经历了这一社会最底层的悲惨生活，在她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对压迫者仇恨的种子，并养成日后坚强斗争的精神。
王聪儿何时参加收元教，史料无记载。不过她在六省教案前，已开始进行传教收徒活动，“收萃女流，号二师父”[70]。大起义后在襄阳夹河州被捕的“贼目”散李氏，就是“已死教头散允恭女人，又是女贼首齐王氏徒弟”[71]。她的弟子显然以妇女为主，不过人数也不会很多，因为从史料上看不出她有众多门徒的任何迹象。
嘉庆三年七月，鄂东蒲圻县收元教徒曾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它的组织者王天万陈述起义的一方面原因是：“乾隆五十八年……拜齐林为师……五十九年闻知齐林犯案正法……嘉庆三年五月间，闻得齐王氏已被官兵杀了，小的因齐王氏平素相待甚好，要想替他报仇。”[72]
王天万“向做木匠”，是个手工工人，一般教首，他的叙述反映出王聪儿还在六省教案前，就很关心、团结教徒，深受人们的爱戴。
这些都说明王聪儿是齐林的得力助手，早已是收元教内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襄阳起义军推举她为总教师，而未选择齐林家族其他成员，如齐国谟、齐国典等，并非偶然。
现存的少量文字记载，多少反映了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后王聪儿的一些情况：
襄阳起义军向四川作战略转移的途中，“三月二十一日在罗曲湾打仗，齐王氏左臂中了一枪，跌下马来，被贼伙扶救去了”[73]。可见王聪儿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还直接参加战斗。清人一些笔记描述她有一身好武艺，在战场上“骁勇特甚”，看来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襄阳起义军重返湖北的战役中，襄阳黄号作为先头部队，在奉节到巫山的险峻山路上，突破敌人的层层阻击。襄阳黄号英勇顽强的战斗，迫使清军主力明亮、德楞泰部，不得不改乘船只，仓皇赶到鄂西的巴东、归州，重新设立防线，进行阻击，但也未能奏效。
这次战役充分显示出襄阳黄号在襄阳起义军中的主力部队作用，因而引起清统治者对它的领袖姚之富、王聪儿的极大恐惧和仇恨，颙琰甚至认为“若得生获姚之富、齐王氏，则功成八分”[74]。
如果说王聪儿在襄阳起义军入川前后开始引起清统治者注意，那么从这次战役起，她就在官方文书总频繁出现，甚至被认为是超越姚之富的“首逆”了。
王聪儿不仅骁勇，而且有智谋，是个颇有见识的军事领袖。
嘉庆二年十一月，襄阳起义军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敌人南下，以便乘机折回陕南，强渡汉水。但因清军尾追不舍，所以“姚之富说，不如……往百丈关，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75]。可是赶到百丈关，冉文俦部已经转移，“又遇官兵，打败”。王聪儿提出建议：“且折回五郎庙一带，如过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陕。若再遇官兵，即入独山一带，山内小路甚多，大半与陕西交界，官兵总不能路路挡住，就仍折回陕西。”[76]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正确的。襄阳黄号和白号就是按照王聪儿的这个方案，经独山折回陕西，突破汉江，打开通往河南、湖北的道路。这一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终于解决了襄阳起义军入陕三个多月来，北渡汉水的大问题。
嘉庆三年三月初六日，襄阳黄号被清军围困在湖北郧西县三岔河，战斗异常激烈。起义军突围不成，求援无方，败局已定。王聪儿、姚之富等在最后关头，毅然跳崖，壮烈牺牲。他们的英勇行动，成为鼓舞革命人民的精神力量。
王聪儿、姚之富牺牲后，高均德部与敌人在陕西洛南县发生激战，起义军“扬言欲为齐王氏等复仇，相誓死斗”[77]。这说明王聪儿和姚之富在起义军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的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赢得了起义军将士的崇敬。
川楚陕起义军中出现这样一位突出的女领袖，并非偶然。原因之一是白莲教徒中妇女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一秘密宗教在传教收徒方面，没有性别限制，女教首大有人在，她们在发展组织等方面，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川楚陕农民起义军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参加作战，可能还出现妇女组成的部队，如嘉庆二年十二月，襄阳起义军由川北折回陕西，强渡汉水时，就“有骑马女贼数百人”[78]。统治者还记载了所谓“持械女贼”、“督战贼妇”，以及从事各种活动的女领袖（包括高均德、张世龙、冷天禄等人的妻子）的情况。而王聪儿则是她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姚之富、王聪儿等人所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在激烈的武装斗争中，固然机动、灵活、英勇、顽强，屡次重创敌军，成为川楚陕农民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但是在斗争全局上，却严重缺乏远见。这支队伍初次入川到郧西三岔河战役将近十个月的战斗历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襄阳起义军向四川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意图显然是联合四川起义军，逐步夺取这个地广、人众、富饶、险要的天府之国。前引高名贵、张什、张士虎等被俘后的有关供词，在在可作证明。
既然如此，姚之富、王聪儿等为什么又决定重返湖北，难道仅仅是为了避免优势清军的包围？这个决策当时固然取得一系列效果，但从根本上说并非上策。
在两省起义军到达川东，和当地新起的起义军会合，实力迅速加强后，襄阳起义军并没有必要重返湖北。因为广阔的四川地区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前景，何况还有四川起义军的合作，可以大大减少人地生疏的困难。如果两省起义军在协助罗其清、冉文俦等部打开川东北局面的同时，还以一部分兵力及时向川中、川西进军，根据当时阶级矛盾相当尖锐，清军在那里的兵力十分空虚，调兵入川，路途遥远，旷日持久等情况，嘉庆五年（1800年）春冉天元等进行川西战役时所兴起的斗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现。这就不仅会使清王朝“聚歼”起义军的部署全盘破产，还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遭受沉重打击，起义军的力量和影响则将急速扩大，斗争的进程可能有所改观。所以留在四川属于上策。
姚之富等重返湖北的主要动机，在清统治者的记载中，基本上得到反映。
襄阳起义军刚刚进入湖北西部，敌将的奏报就说：“连日拿获贼匪……审讯佥供，两路之贼约在宜昌、荆州等处会合，总要同赴襄阳。”[79]又说：“拿获活贼，据供，姚之富等自兴山分起奔窜，旋又分股在于保康、房县、远安等处焚掠，南漳距襄樊甚近，欲乘不备，奔赴南漳北窜（襄樊）。”[80]“屡次获犯，佥称贼人总思北渡襄江，窜入豫省。”[81]当起义军在鄂西受到敌人拦截，未能返回襄阳地区时，就进入陕西，沿汉水南岸西进，寻找渡过汉水的机会，以达到绕过陕西东南部返回湖北、河南的目的。
对此，统治者一再指出，“姚之富、李全、齐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隶襄、樊（城）、南（阳）、邓（州）等处，是以总思北窜汉江，逃回本地。”[82]“此伙陕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原前往，立意总欲渡江回乡。”[83]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嘉庆二年七月到四年十二月这一阶段的有关史料内，王廷诏、李全、姚之富、王聪儿，张汉朝、高均德、张天伦、宋蹷子等襄阳起义军领袖，准备返回湖北、河南的记载，在五十条以上。张汉朝的回乡愿望，尤其强烈，甚至因“不能回湖北去，向众人痛哭”[84]。
由此可见，襄阳起义军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浓厚的思乡情绪，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个体小农经济所形成的安土重迁思想，在发挥消极作用。即使姚之富、王聪儿等也未能避免这种习惯势力的影响。这就是他们作出重返湖北这一缺乏远见的决策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襄阳起义军二次入川前夕，起义军被俘成员的口供中透露：“各贼头因川北地窄山多，市镇稀少，难于觅食，发誓必欲分股冲突，北窜陕楚繁富地方滋扰。”[85]起义军还未进入川北，为何竟有这种看法？这显然是他们第一次入川后在川北的感受。可见他们“顾恋乡土”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起义军回乡虽然也是为了“找寻同教合伙”[86]，即扩充兵力，不过从他们向四川作战略转移途中，吸收大批被压迫者入伍的事实，表明川、楚、陕各地当时都有很多扩大队伍的机会，没有必要因此回乡。即或在襄阳一带扩军成功，吸收大批老教徒和亲友、同乡，但因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还会走上战略转移前四处流动的老路，最后在统治者集中兵力进攻下，依然无法在家乡立足，只有再行转移。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起义军的回乡，除去满足本身的思乡之情外，并没有更明确的考虑，战略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张汉朝关于“到荆州、襄阳再作计较”[87]的说法，就突出的反映了襄阳起义军领袖们，对这一阶段战略全局心中无数的状况。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起义军重返湖北后，长期徘徊在鄂西、陕南，固执地寻找回乡的道路，日趋被动。襄阳起义军的被俘成员说：“自到湖北以来，被官兵处处绕道抄杀，伤了我们好几千人，如今东去不的，西去不得，已被官兵逼到房县了。”[88]反映出起义军当时所处的不利境地。最后，襄阳黄号终于被敌军围困在郧西三岔河，王聪儿、姚之富及大批将士牺牲。襄阳黄号、白号和蓝号密切合作的时期从此结束，襄阳起义军在川楚陕起义军中的主力部队的作用大大削弱，对全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后果。
嘉庆二年二月下旬，即三岔河战役前夕，襄阳起义军领袖李全一度率部进逼西安，引起统治者的很大震动。有的论著认为，这是王聪儿亲自部署，以夺取西安为目的的一次战役。事实并非如此。
清陕西巡抚秦承恩上报说：“讯据盘获奸细……供称，此股贼首系李全、张添文，贼众七八千人……欲由郿县、周至径扑西安，沿途抢夺马匹，奔往河南。”[89]随后又指出：“讯据获犯供称，贼营内已抢马三四千匹，商议将近省城，即由大路冲突而去，直走河南。”[90]可见李全等的目的并非攻占西安，而是借路返回河南。当时姚之富、王聪儿及高均德等部正远在山阳、商州一带活动，也在为打开通往河南、湖北的道路而战，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们也将向西安进军。从襄阳起义军总的部署看，秦承恩的说法大致可信。这是起义军一心回乡的又一反映。
总之，襄阳起义军在具体的战斗、战役方面，多次显现出才能和创造，但是涉及根本性的全局问题时，就暴露出狭隘、固执、缺乏远见等弱点。可见作为这支部队领导人之一的王聪儿，并没有超越川楚陕起义军的其他领袖，同样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历史作用，在于削弱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统治力量，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为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开辟了道路。
襄阳起义军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初期阶段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它给与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起义军的其他部队。王聪儿是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这一时期起义军斗争的发展，也作出一定程度的贡献。
作为封建社会的青年妇女，王聪儿在激烈的武装斗争中迅速成长，冲锋陷阵，运筹帷幄，并参加对襄阳起义军的指挥工作，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妇女在封建社会中受到百般束缚和沉重压迫，劳动妇女尤其如此，王聪儿以其实际斗争行动，冲破这种牢笼，显示出妇女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才能和智慧。清代中叶几次农民起义当中，妇女都积极参加，并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前夕的一种新现象，值得注意和研究。
但是，王聪儿并不是襄阳起义军的唯一创立者，也不是最高领导者。在农民战争中，并不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当然王聪儿也不是坚持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所谓与分裂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认识王聪儿，正确地评价她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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