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节(1 / 1)

无所事事。既无应干的事,又无想干的事。我是特意前往海豚宾馆的,但魂梦所系的海豚宾馆已不复存在,于是我徒呼奈何,别无良策。

不管怎样,我先下到大厅,坐在那神气活现的沙发上制订今天一天的计划。但计划无从制订。一来我不想逛街,二来没地方要去。看电影打发时间倒不失为一策,可又没有想看的电影。况且特意跑来札幌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未免荒唐可笑。那么,干什么好呢?

没什么好干。

噢,对了,我突然想起理发。在东京时工作忙得连去理发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已经将近一个半月没有理发了。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而又健全的念头。因为有时间,所以去理发——这一设想完全合乎逻辑,任凭拿到哪里都理直气壮。

我走进宾馆理发室,里面窗明几净,感觉舒适。本来指望人多等一会才好,不料因是平日,加之一大清早,当然没有什么人。青灰色的墙壁上挂着抽象画,音响中低声传出杰克-罗西演奏的巴赫乐曲。进这样的理发室,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已经不宜再称为理发室。时过不久,说不定可以在洗澡堂里听见格里高里圣歌,在税务署接待室里听见权本龙一的歌。为我理发的是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理发师。他不甚了解札幌的情况。我说这座宾馆建成之前有一家同名小宾馆来着,他只是“啊”了一声,显得无动于衷,似乎这事怎么都无所谓。冷淡!何况他竟穿着新潮“乞丐”衫。不过他手艺还不坏,我颇为满意地离开那里。

走出理发室,我又返回大厅考虑往下干什么好。刚才不过消磨了45分钟。

一筹莫展。

无奈,只好坐在沙发上久久地茫然四顾。昨天戴眼镜那个女孩儿在总服务台出现了。碰上我的目光,她马上显得有点紧张。什么原因呢?莫非我这一存在刺激了她身上的什么不成?莫名其妙。不一会儿,时针指向11点,到了完全可以考虑吃饭问题的时刻。我走出宾馆,边走边思考去哪里吃饭,但哪家饭店都不能使我动心。实际上我根本就上不来食欲。没办法,便随便走进眼前一家小店,要了碗细面条和凉拌菜,喝了点啤酒。本来看天色像要马上下雪,却迟迟未下。云块一动不动,如同《格利佛游记》中出现的飞岛,沉甸甸地笼罩着都市的上方。地面上的东西一律被染成了灰色。无论刀叉还是凉拌菜、啤酒,统统一色灰。碰上这种天气,根本想不出什么正经事。

归终,我决定拦辆出租车到市中心,去商店买东西消磨时间。我买了袜子和内衣,买了备用电池,买了旅行牙膏和指甲刀。买了三明治做夜宵,买了小瓶白兰地。哪一样都不是非买不可之物,买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如此总算打发掉了两个钟头。

之后我开始沿着大街散步。路过商店橱窗,便无端地窥看不已,看得厌了便走进饮食店喝杯咖啡,读上一段杰克-伦敦传记。如此一来二去,好歹暮色上来。这一天过得活像看了一场又长又枯燥的电影。看来消磨时间简直是活受罪。

返回宾馆从服务台前经过时,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那个负责接待的戴眼镜女孩儿,是她从那里叫我。我走过去,她把我领到稍离开服务台的角落里。那里是租借服务处,标牌旁堆着很多小册子,但没有人。

她手中拿支圆珠笔,来回转动不已。转了一会儿,用似有难言之隐的神色看着我。她显然有些困窘,加上羞赧,一时不知所措。

“对不起,请做出商量借东西的样子。”说着,她斜眼觑了一下服务台,“这里有规定,不准同顾客私下交谈。”

“可以。”我说,“我打听东西的租金,你回答,算不得私下交谈嘛。”

她脸微微一红:“别见怪,这家宾馆,规定-嗦得很。”

我笑了笑,说:“你非常适合戴眼镜。”

“失礼?”

“这眼镜非常适合你戴,可爱极了。”我说。

她用手指轻轻触了下眼镜框,旋即清了清嗓子。她大概属于容易紧张那种类型。“其实是有点事想问您,”她强作镇定,“是我个人方面的。”

可能的话,我真想抚摸她的脑袋,使她心情沉静下来。但我不能那样,便默默注视她的脸。

“昨天您说过,说这里以前有过一家宾馆,”她低声说道,“而且同名,也叫海豚……那是一座怎样的宾馆呢?可是地道的吗?”

我拿了一份租借指南的小册子,装出翻阅的模样。“所谓地道的宾馆是什么含义呢,具体说来?”

她用指尖拉紧白衬衫的两个襟角,又清了清嗓子。

“这个……我也说不大好,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奇特因缘呢?我总有这种感觉,对那个宾馆。”

我细看她的眼睛。不出所料,那眼睛确很漂亮,一清见底。我盯视的时间里,她又泛起红晕。

“你所感觉到的是怎么一种东西,我捉摸不大清楚。但不管怎样,我想从头说来三言两语是完不了的。而在这里说恐怕又不大方便,对吧?你看样子又忙。”

她眼睛朝同事们工作的服务台那边忽闪了一下,露出整洁的牙齿,轻轻咬了咬下唇。略一沉吟后,俨然下定决心,点点头。

“那么,我下班后可以同您谈谈吗?”

“你几点下班?”

“8点。不过在这附近见面不成,规定限制很死。远点倒可以。”

“远点要是有个能够慢慢说话的地方,我去就是。”

她点头想了想,随即在台面备用的便笺上用圆珠笔写下店名,简单勾勒出方位图,说:“请在这里等我,我8点半到。”

我将便笺揣进短大衣口袋。

这回是她盯视我的眼睛:“请别以为我这人有什么古怪,这样做是头一次,头一次违反规定。实在是没办法不这样做,原因过会儿再讲。”

“谈不上有什么古怪,只管放心好了。”我说,“我不是坏人,虽然算不得很让人喜欢,但做事还不至于使人讨厌。”

她快速转动手中的圆珠笔,沉思片刻。但似乎未能完全领会我话里的含义,嘴角浮现出暧昧的微笑,又用食指触了下眼镜框。“一会见。”说罢,对我致以营业用的点头礼,折回服务台。好一个妩媚的少女,一个情绪略有不安的女孩儿。

我回到房间,从冰箱里取出啤酒,边喝边吃着从商店地下食品柜买来的烤牛肉三明治,吃了一半。好了,我想,这回总算有事干了。齿轮进了变速挡,尽管不知驶向哪里,但情况终究在缓缓变化,不错!

我走进浴室,洗脸,刮须,默默地、静静地,不哼任何小曲地刮。尔后我抹擦了剃须润肤霜,刷磨了牙齿。然后对着镜子细细端详自己的脸,我已经好久没照过镜子了。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也没有透出多少英风豪气,一如往日。

7点半,我离开房间,在大门口钻进出租车,把她那张便笺递给司机。司机默然点头,把我拉到那家咖啡店前停下。路不太远,车费才1千元①。咖啡店位于一座五层楼的地下,小巧整洁。一开门,里面正播放杰里-马利昂的旧唱片,恰到好处的音量回荡在房间里,杰里-马利昂流行得较早,当时正时兴留平头,穿领口带扣的衬衫。切特-贝克和勃姆-布尔克迈尔过去我也常听。那时,这间什么“亚当-安东”咖啡店还没有问世。

①日元,下同。

亚当-安东。

何等无聊的名字!

我在台前坐下,一边欣赏杰里-马利昂抑扬有致的歌声,一边慢慢悠悠地啜着对水的J&B②。8点40分时她还没有出现。但我不大在意,大概是工作脱不开身吧。这间店气氛不错,再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消磨时间。我边听音乐边喝酒,一杯喝罢,又要了一杯。由于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只好盯住面前的烟灰缸。

②J&B:一种美国威士忌的名称,有人译为“珍宝”。

她到来时已将近9点5分。

“请原谅,”她语气急促地道歉,“给事务缠住了。一下子多成一堆,加上换班的人又没准时到。”

“我无所谓,别介意。”我说,“反正我总得找个地方打发时间。”

她提议去里边座位,我拿起酒杯移过去。她拉下皮手套,摘去花格围巾,脱掉灰大衣,露出黄色的薄毛衣和暗绿色的毛料裙。只剩得毛衣后,她的胸部看上去比预想的丰满得多。耳朵上坠一副别致的金耳环。她要了一杯玛莉白兰地。

酒端来后,她先啜了一口。我问吃过饭没有,她答说还没有,不过肚子不饿,4点钟稍吃了一点。我喝口威士忌,她又啜了口白兰地。她像是路上赶得很急,用半分钟时间默默地调整呼吸。我捏了一粒坚果,看了一会儿,投进嘴里咬开,然后又捏了一粒看罢咬开,如此周而复始,等待她心情平复下来。

最后,她缓缓地吁了口气,特别长的一口气。或许她自己都觉得过长,随后抬起脸来,用有点神经质的眼神看着我。

“工作很累?”我问。

“嗯。”她说,“是不轻松。一些事还没完全上手,而且宾馆开张不久,上头的人总是吆五喝六的。”

她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合拢。只有小手指上戴着一枚很小的戒指,一枚质朴自然、普普通通的银戒指。我俩看这戒指看了好半天。

“原来那座海豚宾馆,”她开口了,“不过,你这人大概不至于和采访有关吧?”

“采访?”我吃了一惊,反问道:“怎么又是这话?”

“随便问问。”她说。

我缄口不语。她仍旧咬着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一点。

“情况像是有点复杂,上头的人对舆论神经绷得很紧,什么土地收买啦等等,明白么?那事要是被捅出来,宾馆可吃不消,影响名声,是吧?毕竟是招揽客人的买卖。”

“这以前被捅出过?”

“有一次,在周刊上。说同渎职事件不清不白,还说雇用流氓或右翼团伙把拒绝转卖地皮的人赶走……”

“那么说,这些-嗦事同原来的海豚宾馆有关?”

她微微耸下肩,呷了口血色玛莉:“有可能吧。所以每当那家宾馆的名字出来的时候,老板才那么紧张,我想。也包括你那次,紧张吧,是不?我确实不知道这里面的详情,只不过听说过这宾馆之所以叫海豚,是同原来的宾馆有关。听别人说的。”

“听谁?”

“一个黑皮人。”

“黑皮人?”

“就是穿黑制服的那些人。”

“是这样。”我说,“此外可还听说过有关海豚宾馆的传闻?”

她连连摇头,用左手指摸弄着右手小指上的戒指。“我怕,”她自语似的悄声说,“怕得不行,不知怎么才好。”

“怕?怕被杂志采访?”

她略微摇了下头,嘴唇轻轻贴着酒杯口,许久没动,看样子颇为踌躇,不知如何表达。

“不,不是的,杂志倒怎么都无所谓,反正那上面写什么都和我无关,对吧?发慌的只是上头那些人。我要说的和这个完全是两码事,是整个宾馆里面的。就是说,那宾馆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或者说不地道……不正派的地方。”

她不再做声。我一口喝干威士忌,又要了一杯,并给她要了第二杯玛莉白兰地。

“你觉得它怎样不正派,具体来说?”我试着询问,“我是说要是有什么具体东西的话。”

“当然有。”她意外爽快地说道,“有是有,但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至今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感觉到的非常具体,可是一旦要使它形成语言,那种类似具体性的东西就好像很快七零八落了,我觉得,所以表达不好。”

“像一场真实的梦?”

“和梦还不同。梦那东西我也常做,但时间一长,也就淡薄了。但这个不是那样,时间多长都毫无变化,哪怕时间再长再久、再久再长,都还是那么实实在在,永远存在,一晃从眼前浮现出来。”

我默然。

“好吧,我说说看。”说着,她啜了口酒,用纸巾擦了下嘴,“那是1月份,1月初,新年过完没几天的时候。那天我值晚班——我很少值晚班,但那天缺人没办法——反正下班已经是半夜12点了。那个时间下班,都由宾馆叫出租车,把每人轮番送回家去,电车已经没有了。这样,我12点前处理完事务,然后换上常服,乘上职工专用电梯上去十六楼。因为十六楼有职工小睡室,我有本书忘在那里。本来明天取也可以,但刚刚读个开头,加上和我同车回去的女孩儿手头事情没完,就想随便上去取下来。十六楼有职工专用设施,如小睡室,喝口茶休息一会儿的房间等。这和会客室不同,所以时常上去。”

“这么着,电梯门打开后,我就像往常那样,不假思索地从里面走出。你说,这种情况常有吧?事情一旦做熟,或地方一旦去熟,行动时往往不加思考,条件反射似的,对吧?我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一步跨出——现在记不起了,但脑袋里是思考什么来着,肯定。我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站到走廊才突然发现,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心里一愣,回头看时,电梯门已经合上。我想大概是停电,当然,但这又是不可能的。首先宾馆里有万无一失的独立发电设备。一旦发生停电,马上就会接应上去,自动地、一下子、瞬间地。我也参加过那种演习,完全晓得。所以,理论上不存在停电现象。更何况,就算自备发电机出了故障,走廊里还有应急灯射出绿色灯光,而不至于一团漆黑。无论怎样考虑,情况都只能是这样。

“不料,那时走廊里的确漆黑一团。看得出光亮的,只有电梯按钮和楼层显示的红色数字。我当然按了按钮,但电梯直线下降,不肯返回。我心里叫苦,四下张望。不用说,很怕,但同时也觉得是一场麻烦。这个你可明白?”

我摇摇头。

“就是说,变得这么黑暗,无非意味着宾馆功能上出了问题,对吧?机械上的,或结构上的。这样一来,势必折腾一场。又是连续加班,又是成天演习,又是受上司训话,这苦头早已吃够了,这才刚刚安稳下来呀。”

我点头称是。

“想到这里,我渐渐气恼起来,同害怕相比,气恼更占了上风。于是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慢慢地,试着走了两三步。这一来,我发觉有点不对头,就是脚步声和平时不一样。当时我穿的是平底鞋,但脚底的感觉和平时不同,不是平时踩地毯的感触,而要粗糙得多。我对这个很敏感,不会弄错,真的。而且空气也和平时不同,怎么说好呢,好像有点发霉,和宾馆的空气根本不一样。我们宾馆,完全用空调控制,空气讲究得很。不是普通的空调,而是制造新鲜空气输送进来。它不同于其他宾馆那种干燥得使鼻孔发干那样的空气,而是自然界里的那种。因此,不能想像有什么发霉气味。而当时那里的空气,吸上一口就知道是陈旧的空气,几十年前的空气,就像小时候去乡下祖父家里玩时打开老仓库嗅到的那股气味——各种陈腐味儿混在一起,沉淀在一起,一动不动。

“我再次回头看了一眼电梯,这回连开关显示灯也消失了,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死了,彻底死了。这下我可怕了,还能不怕?黑暗里只有我一个人,真叫害怕。不过也怪,周围竟是那样的静,死静死静的,半点声息也没有,怪不?因为平时停电变黑,人们肯定大吵小嚷的吧?况且宾馆里住得满满的,出这种事不可能不叫苦连天。然而却静得很,静得叫人毛骨悚然,这下更把我槁糊涂了。”

这时侍者把酒端来,我和她各自啜了一口。她放下杯,扶了扶眼镜。我默默无语,等她继续说下去。

“我这些感觉你可明白?”

“大致上明白。”我点点头说,“在十六楼下的电梯,四下漆黑,气味不同,静得要命,情况异常。”

她叹息一声,说:“不是我夸口,我这人还真不怎么胆小。起码在女孩儿里算是勇敢的,不至于因为停电就像别的女孩儿那样扯着嗓子叫个不停。怕固然怕,但我想不能怯阵,无论如何要看个究竟。所以我就用手摸索着在走廊里前进。”

“朝哪边?”

“右边。”说罢,她抬起右手,表示不会记错。“是的,是向右边走,一步一步地。走廊是笔直的,顺着墙壁走了一会,便向右拐弯。这当儿,前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实在微弱得很。看样子是蜡烛光从尽头处泻出的。我估计是有人找到了蜡烛点起来,打算上前看看。走近一看,发现烛光是从微微裂开的门缝里泻出来的。那门很奇特,从没有见过,我们宾馆应该没有那样的门,但反正光是从那里泻出的。我站在那门前,不知如何是好。不知里面有谁,担心出来怪人,再说门又完全没有见过。这么着,我就试着小声敲了敲门,声音小得几乎不易听见,‘橐橐’。结果因四周太静了,那声音却比我预想的大得多。里面没任何反应。10秒、20秒……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不知所措。不一会儿,里面传出——的声音。怎么说呢,就像一个穿着很多衣服的人从床上爬起时的动静。接着传出脚步声,非常非常迟缓,‘嚓……嚓……嚓……’像是穿着拖鞋,拖鞋拖着地面,一步一挪地朝门口靠近。”

她似乎想起了那声响,眼睛看着空间,摇了摇头。

“听见那声响的一瞬间,我浑身不寒而栗,觉得那恐怕不是人的脚步声。根据倒没有,但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人的足音。也只是这时我才晓得所谓脊梁骨冻僵是怎么一种滋味,那可真叫冻僵,不是修辞上的夸张。我拔腿就跑,一溜烟地。中间可能摔了一两跤,因为长统袜都破了。但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跑啊跑啊,能记得起来的只有跑。跑的时间里脑袋里想的尽是电梯仍然不动可怎么办。幸好电梯还动,楼层显示灯也还亮着。我见它停在一楼,猛按电钮,电梯开始向上动。但上的速度慢得要死,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二楼……三楼……四楼……我在心里一个劲儿祷告快点、快点,可是不顶用,它偏偏那么磨磨蹭蹭,像是有意让人着急似的。”

她停了一下,呷了口白兰地,不停地转动着戒指。

我静等下文。音乐停了,有人在笑。

“不过那脚步声是听得清楚的。‘嚓……嚓……嚓……’地走近前来,很慢,但一步是一步。‘嚓……嚓……嚓’迈出房间,走到走廊,朝我逼近。真怕人,不,也还不是什么怕,是胃一下一下地往上蹿,一直蹿到嗓子眼。而且浑身冒汗,冒冷汗,味儿不好闻,凉飕飕的,活像有蛇在皮肤上爬来爬去。电梯还是没上来,七楼……八楼……九楼……脚步声却越来越近。”

她停顿了二三十秒,仍然不紧不慢地转动戒指,像是在调整收音机波段。酒柜那边的座位上女的说着什么,男的又笑出声来。怎么还不快放音乐呢,我心里直急。

“那种恐怖感,不亲身体验是不可能知道的。”她用干涩的声音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

“等我注意到时,电梯门已经开了。”她说着,耸了耸肩,“门开着,熟悉的电灯光从里面射出。我一头扎了进去,哆哆嗦嗦地按下一楼电钮,回到大厅,大家都吓了一跳。可不是,我脸色发青,全身发抖,差点儿说不出话来。经理过来问我怎么搞的。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始解释,说十六楼有点不对头。经理刚听这一句,当即叫过一个小伙子,和我一共3人上到十六楼,确认到底出了什么事。不料十六楼什么都没发现。灯光通明,更没什么怪味儿,一切照常。去小睡室问那里的人,那人一直没睡,说根本没有停电那回事。为慎重起见,把十六楼那里走了个遍,还是没发现任何反常之处,简直走火入魔了似的。

“回到楼下,经理把我叫到他自己房间。我认为他肯定发脾气,但他没有,而叫我把情况详详细细说一遍。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包括嚓嚓响的脚步声,尽管觉得有点荒唐。我认为他保准取笑我一番,说我白日做梦。

“但他没笑。不仅没笑,还一副分外严肃认真的神情。他这样对我说:‘刚才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还用和蔼的语气叮嘱似的说:‘可能出了什么差错,但弄得其他人都战战兢兢的也不好,别声张就是。’我们那经理,原本不是个和风细雨的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脑地训人一顿。因此当时我想,说不定经历这种事的我是第一个。”

她止住话。我把她的话在头脑里归纳一番。看这气氛,我该问一点什么才好。

“我说,你没有听见其他人讲起过这样的事?”我问,“例如同你这经历相类似的不一般的事、蹊跷的事、莫名其妙的事?哪怕风言风语也好。”

她沉吟片刻,摇摇头说:“我想没有。但感觉是有的,总觉得宾馆里有什么东西不同寻常。经理听我讲述时的表情就是这样。而且里边悄悄话也实在够多的。我说是说不大好,但总觉得有些反常。我以前工作过的那家宾馆就绝对不一样。虽然规模没这么大,情况也有不同,但这方面毕竟太悬殊了。那家宾馆也有离奇古怪的传闻——哪家宾馆都多少免不了——我们都一笑了之。但这里不行,这里没有一笑了之的气氛,所以也才格外害怕。当时要是经理一笑置之或大发雷霆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说不定也会以为真的是自己闹出了差错。”

她眯缝起眼睛,出神地看着手中的酒杯。

“那以后还去过十六楼?”我问。

“好几次。”她淡淡地说,“在那里工作,有时候不乐意也得去,是吧?但去也只限于白天。晚上不去,死活不去。再也不想遭遇那种事。所以我才不上夜班,已经跟上头说了,明确说我不愿意。”

“这以前没和任何人说过?”

她轻微地摇了一下头:“刚才我就说了,跟人提起这事今天是头一回。以前想说也找不到人。跟你说,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事可能有什么同感,就是十六楼的事。”

“我?何以见得?”

她用漠然的眼光看着我:“倒也说不清……你知道原先那家海豚宾馆,又想了解它的下落……因此我觉得或许你对我那个经历有同感。”

“怕也谈不上有什么同感。”我思索一下说,“而且我对那家宾馆也并不很了解。只知道是个生意不怎么兴隆的小型宾馆。大致4年前在那里住过,认识了里头的老板,所以这次又来看看,如此而已。原先的海豚宾馆再普通平常不过,更没听说有什么特殊因缘。”

其实我并不以为海豚宾馆普通平常,只是眼下不想把话口开大。

“可今天下午我问起海豚宾馆是否地道的时候,你不是表示说起来话长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指的是我私人方面的事情。”我解释道,“说起来话很长,我想那话同你现在讲的恐怕没有直接关系。”

听我如此说,她显得有点失望,抿起嘴唇,久久看着双手的指甲。

“对不起,您特意说一次,我却什么也没帮你解决。”

“不,不,”她说,“这怪不得你。再说我能说出来也好,说完心里畅快一些。如果老是一个人闷在肚里,总觉得心神不安。”

“想必是的。”我说,“总是一个人闷着,对谁也不讲,势必把脑袋涨得满满的。”我张开两手,做出气球膨胀的手势。

她静静点头,继续转动戒指,然后从手指拉下,随即套回。

“嗯,你相信我的话?相信十六楼的事?”她看着手指说道。

“当然相信。”我回答。

“真的?那种话难道不异常?”

“异常也许异常,但那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这我知道。所以我相信你说的。在某种关系的作用下,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往往突然连结在一起。”

她开动脑筋思考我的话。

“这种事你也有过体验?”

“有过,”我说,“我想有过的。”

“怕吗,当时?”她问。

“不,不是怕。”我回答,“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连结方式。就我来说……”

说到这里,语言突然不翼而飞,就像谁从远处把电话机插头拔掉一样。我喝了口威士忌,“说不明白,”我说,“表达不好。不过这种事的的确确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即使别人不信,我也相信你的话,不骗你。”

她扬脸绽出笑容,笑得同这以前不太一样,而属于私人性质的微笑,我想。由于把话一吐而尽,她看起来多少有些放松。

“怎么回事呢,和你谈起话来,也不知为什么,心里觉得很踏实。我这人特别怕见生人,同第一次见面的人说话总感到别扭,但和你却能心平气和。”

“大概你和我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吧。”我笑道。

她似乎不知如何应答,沉吟良久,终究没有开口,只是喟然一声长叹。但那叹声未给人以不快,而只是为了调整一下呼吸。

“不吃点什么?肚子好像一下子饿了起来。”

我原想邀她找地方像样地吃一顿,但她说在这里随便吃点即可。于是我唤来侍者,要了意大利比萨饼和色拉。

我们边吃边聊。聊了她宾馆里的工作,聊了札幌的生活。她谈到她自己。说她23岁,高中毕业后在专科学校接受了两年宾馆职员专业训练,之后在东京一家宾馆干了两年,看到海豚宾馆的招工广告,报名后被录用,来到札幌。她说札幌对她很合适,因为她父母在旭川附近经营旅馆。

“是一家满不错的旅馆,已经经营很久了。”她说。

“那么说你是到这里见习或锻炼来-,为了继承家业?”我问道。

“也不是。”她说道,又用手捅了下眼镜框,“我压根儿没考虑继承家业那么远的事,仅仅是出于喜欢,喜欢在宾馆里干。各种各样的人来了,住下,离开——我喜欢这个。在这里边做事,觉得非常坦然,平心静气。我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环境里,是吧?已经习惯了。”

“倒也是。”我说。

“什么叫倒也是?”

“你往服务台一站,看上去活像宾馆精灵似的。”

“宾馆精灵?”她笑了,“说得真妙。真能当上该有多好。”

“你嘛,只要努力就成。”我笑了笑,“不过宾馆里谁也留不下来,这也可以?人们只是来借住一两宿就一走了之。”

“是啊,”她说,“可要是真有什么留下来,倒觉得怪怕人的。怎么回事呢?莫非我是胆小鬼?人们来了离开,来了离开,我反而感到心安理得,是有点怪,这个。一般的女孩儿不至于这样想吧?普通女孩子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对?而我却不同。什么原因呢?我不明白。”

“依我看,你并不怪。”我说,“只不过动摇不定。”

她面带诧异地看着我:“咦,这个你怎么晓得?”

“怎么晓得?”我说,“反正我晓得。”

她沉思了一会。

“谈谈你自己。”她说。

“没有意思。”我应道。但她说那也想听,于是我简单谈了几句:“34岁,离过婚,多半靠写文章维持生计,有一辆半旧‘雄狮’车,虽然半旧,但有音响和空调。”

自我介绍,客观真实。

她还想进一步了解我工作的内容,这无须隐瞒,便直言相告。讲了最近采访一个女演员的事,和采访函馆那些餐馆的经过。

“你这工作挺有意思的么!”她说。

“我倒从来没感到过有意思。写文章本身倒不怎么痛苦。我不讨厌写文章,写起来满轻松。但写的内容却是一文不值,半点意思都没有。”

“举例说呢?”

“例如一天时间转15家餐馆或饮食店,端来的东西每样吃一口,其余的尽管剩下——我认为这种做法存在决定性的错误。”

“可你总不能全部吃光吧?”

“那自然。要是那样,不出三天准没命。而且人们以为我是大傻瓜,死了也没人同情。”

“那,是出于无奈-?”她边笑边说。

“是无奈。”我说,“这我知道。所以才说和扫雪工差不多,无可奈何才干的,而不是因为感兴趣。”

“扫雪工?”

“文化扫雪工。”我说。

接下去,她提出想知道我的离婚。

“不是我想离而离的。是她一天突然出走,和一个男的。”

“受刺激了?”

“遇上那种事,一般人恐怕谁都多少免不了受刺激吧。”

她在桌面上手托下巴,看着我的眼睛:“别见怪,瞧我问的。不过你是怎样承受刺激的?我很难想像得出。你到底如何承受刺激的?受到刺激后是怎样一种情形?”

“把亨林格别在外套上。”

“只这个?”

“我要说的是,”我说道,“那东西是慢性的。日常生活中喝酒喝得多了,便搞不清哪里受了刺激,但存在毕竟存在。所谓刺激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不可能拿出来给人家看,如果能给人家看,也就不是大不了的刺激。”

“你要说的我完全领会。”

“真的?”

“或许不那么明显,但我也在好些事情上受过刺激,好些!”她小声说道,“很多原因搅和在一起,所以最后才辞去东京那家宾馆的工作。刺激,苦闷。我这人,有些事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处理妥当。”

“呃。”

“现在也还受着刺激。想到这点,有时真想死去算了。”

她又摘下戒指,旋即戴上。接着喝了口玛莉白兰地,捅了下眼镜,莞尔一笑。

我们喝了不少酒,已记不得到底要了多少杯。时间已过11点。她觑了下手表,说明天还要起早,得回去了。我说叫出租车送她回去。从这里去她的住处,出租车10分钟就能到。我付过款,出到外面,雪又飘飘洒洒地落下来。雪不很厉害,但路面结冰,脚下打滑。于是她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往出租车站走去。她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踉跄跄。

“哦,那本报道收买土地内幕的周刊,”我蓦然想起,“叫什么名称?大致出版日期?”

她讲出那家周刊的名称。是报社系统的。“估计是去年秋季出版的。我没直接读过,具体写的什么不大清楚。”

我们在轻扬漫舞的雪花中等车,等了5分钟。这时间里她一直抓住我的胳膊,显得很轻松。我也心情轻松下来。

“好久没这么轻松过了。”她说。而我也同样。于是,我再次想到,我们之间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惟其如此,我才从第一眼见到她时便开始怀有好感。

车上,我们东南西北地聊起来,下雪啦,天冷啦,她的工作时间啦,东京啦,不一而足。我一边聊一边伤脑筋:往下如何对待她呢?我知道,我只是知道,再逼近一步,便可以同她睡觉。至于她想不想同我睡,我当然不知道。但同我睡也未尝不可,这我是知道的,这点从其眼神、呼吸、说话口气和手的动作上即可知道。作为我来说,也想同她睡,知道睡也不至于睡出麻烦。来到、住下、一走了之而已,如她说的那样。但我拿不定主意。我隐约觉得如此同她睡觉恐怕有失公正,并且这种念头怎么也无法从脑海中驱除。她比我小10岁,情绪有点不稳定,而且醉得摇摇晃晃。这就像用带有记号的牌打扑克一样,是不公正的。

但在性交方面所谓公正又有多大的意思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如果在性交上追求公正的话,那为什么不索性变成苔藓植物呢?那样岂不来得简单痛快!

这也是正理。

我在这两个价值观之间一时左右为难。当出租车快到她住处的时候,她却毫不费事地使我解脱出来。“我和妹妹两人一起生活。”她对我说。

于是我再没必要前思后想了,不觉有些如释重负。

车开到她公寓前停下。她说对不起,问我能否陪她到房间门口。并说夜深时分,走廊里常有不三不四的人出没。我对司机说自己马上下来,请他等5分钟。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沿着结冰的路走到大门口,顺楼梯往三楼爬去。这是座钢筋水泥公寓,没有任何多余饰物。来到写有306编号的门前,她打开挎包,伸手摸出钥匙,对我不无笨拙地笑笑,道声谢谢,说今晚过得很愉快。

我也说很愉快。

她转动钥匙打开门,重新把钥匙放回挎包,“咔”——皮包金属对接扣相吻合的干涩声响在走廊里荡开。随后她定定地看着我的脸,那眼神活像盯视黑板上的几何题。她在迟疑,在困惑,那声再见无法顺利出口。这我看得出来。

我手扶墙壁,等待她做出某种决断,然而她迟迟不做出。

“晚安。问候你的妹妹。”我开口道。

她紧紧地抿着嘴唇,抿了四五秒钟。“我说和妹妹一起住,那是谎话。”她低声说,“实际只我自己。”

“晓得。”

她脸上开始慢慢泛红:“何以晓得?”

“何以?只是晓得。”我说。

“你这人,怪讨人嫌的。”她沉静地说。

“或许,或许是的。”我说,“不过我一开始就说过,我不会做讨人嫌的事,不会趁机强加于人。所以从来没说过谎。”

她思忖良久,随后作罢,笑道:“嗯,怕是没说过谎。”

“不过……”我说。

“不过我是自然而然沾染上的。刚才说过,我也受了不少刺激,这个那个的。”

“我也不例外,亨林格还在胸口别着呢。”

她笑了,说:“不进来喝点茶什么的?想再和你聊一会。”

我摇摇头:“谢谢。我也想和你聊,不过今天这就回去。原因倒说不清,但我想今天还是回去好,还是不要一次同你说得太多为好,我觉得。怎么回事呢?”

她用俨然看黑板小字时的眼神瞧着我。

“我表述不好,但总有这种感觉。”我说,“有满肚子话要说的时候,最好还是一点一点地说,我想。或许这样并不对。”

她对我的话想了一会儿,随即作罢,“晚安。”说完,悄然地把门关上。

“喂。”我招呼道。门开了一条15厘米宽的缝,她闪过脸。“最近可以再邀你吗?”我问。

她手扶着门,深深吸了口气,说:“或许。”

门又合上了。

出租车司机正在没心绪似的摊开一张体育报看着。我返回座位,说出宾馆名称,他马上现出惊讶的神情。

“真的这就回去?”他问,“看那气氛,我以为肯定叫我一个人开车回去呢。一般后来都是这样。”

“有可能。”我表示赞同。

“长年干这行,眼光大致看不错。”

“长年才有时会看错,就概率来说。”

“那倒是。”司机不无费解地说,“可话说回来,您怕有点不一般吧?”

“也许。”我说。难道我真的不一般不成?

回到房间,我开始洗脸,刷牙。边刷牙边有点后悔。但最终我很快睡过去了。我后悔起来往往持续不了很久。

早上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服务台打电话,要求把房间的原定期限延长3天。结果毫无问题,反正是旅游淡季,客人没那么多。

然后我买了份报纸,走进宾馆旁边的炸饼店,吃了两张黄油甜松饼,喝了两大杯咖啡,宾馆里的早餐吃一天就腻了。还是这炸饼店最可心,便宜,且咖啡可以换第二杯。

接着,我拦了辆出租车去图书馆。我叫司机拉去札幌市最大的图书馆,便被直接拉了去。在图书馆里,我查阅了眼镜女孩儿告诉我的周刊的过期部分。发现关于海豚宾馆的报道刊登在10月20日号上。我把有关部分复印下来后,进到附近一家饮食店,边喝咖啡边仔细阅读。

报道的内容很难把握,须反复阅读几遍才能理解透彻。记者是想尽可能写得简洁易懂,但在纷坛的事态面前,其努力似乎很难奏效,可谓错综复杂。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脉络还是可以摸清。文章的题目是:“札幌地价疑团——插入城市再开发中的黑手。”

概括起来是这样:首先,在札幌部分地区,在大规模土地收买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两年时间里上地几易其主,且极为隐蔽和反常。地价不明不白地急剧上涨。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开始调查。结果发现收买土地的公司尽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虚名——虽然也登记在案,缴纳税款,但一无办公地点,二无职员。而且这些假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极其巧妙地大肆买空卖空。两千万日元买来的土地转手以6千万卖出,如此卖了两亿元。于是记者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开始逐一调查,穷追不舍,发现其源头只有一个:经营不动产的B产业公司。这倒是实实在在的公司,总部设在赤坂,拥有现代化的高级办公大楼。尽管不很公开,但实际上B产业同A综合产业这家大型联合公司关系密切。A产业极其庞大,下属铁道公司、宾馆集团公司、电影公司、食品集团公司、商店、杂志社,甚至包括信用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广大。记者进一步深入追查,结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来了。原来B产业收买的土地都在札幌市计划再开发的地段以内。地铁的建设、政府机关的新址等公共投资项目都将在这一地段进行,所需资金的大部分由国家拨款。国家、北海道、札幌市三方经过协商,制定了再开发计划,形成了最终决定,包括位置、规模、预算等等。不料揭开盖子一看,决定开发地段内的土地已在几年时间里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来情报透露给了A产业,早在计划最后敲定之前,收买土地的活动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就是说,这个所谓最终计划一开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买土地的急先锋就是海豚宾馆。它抢先占领头等地皮,以其庞大的建筑物扮演了A产业大本营的角色,即担任这一地段的总指挥。它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改变着人流的方向,成为这一地段的象征。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本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不好,投资这一行为本来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资者要求获得与投资额相应的效益。如同买半旧汽车的人又踢轮胎又查看发动机一样,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什么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对此一一考虑,投资额要大得多。

有时甚至铤而走险。

譬如,有人拒绝转卖土地。从古以来卖鞋的店铺就不吃这一套。于是,便有一些为虎作怅的恶棍不知从何处胃出。庞大的企业集团完全拥有这种渠道,从政治家、小说家、流行歌手到地痞无赖,大凡仰人鼻息者无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恶棍攻上门来,而警察却对这类事件迟迟不予制止,因为早已有话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里去。这甚至不算是腐败,而是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投资。诚然,过去或多或少也有这等勾当。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资网络要细密得多,结实得多,远非过去所能比。庞大的电子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进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巨细无遗地网入其中,通过集约和细分化,资本这具体之物升华为一种概念,说得极端一点,甚至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

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仔细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便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1969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员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去主动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作为报道我以为是成功的。材料翔实,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但落后于时代。

我将这篇报道的复印件揣进衣袋,又喝了一杯咖啡。

我在想海豚宾馆的管理人,想那个生来便笼罩在失败阴影之中的不幸的男子,他不可能承受来自时代的挑战。

“一个落伍者!”我不由喃喃自语。

正值女侍走过,她诧异地看了看我。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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