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里的时候，他还不觉得怎么样，那里城市小，回旋区也大。一到了保定，就觉得军警机关压得抬不起头来。有时他也设想：“干！发动体工人学生罢工罢课，揭他个过子！”当他想到：“我们的力量比起反动派来，还差很多！”就又改换一个想法。
待不一会工夫，一个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人走进来说：“我回家来吃饭，听说你在这里。来！一块吃饭吧！”他又走出去，端进玉米面窝窝头、炒青菜、秫米饭汤。贾老师叫严萍一块吃，严萍看贾老师吃得挺香甜，自己也吃起来。她心里有事情，吃也吃不下去。
贾老师问：“唔！最近工人里对二师学潮有什么反映？”
穿蓝制服的工人说：“抗日嘛，是再好没有的事，当局不该把学生们饿起来。我们工人子弟学校的学生，都自动地送粮投烧饼，还捐了一些款，送到保定学联去了。”
贾老师又问：“假设反动派要屠杀二师学生的话，将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什么反响？”
穿蓝制服的工人说：“引起什么反响？从我本人来说吧，我就要串连罢工，打击反动派！声援保定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要知道，我们平汉工会是有战斗传统的，他们要是需要交通上的帮助，北至北京，南至汉口，一个钱儿甭花，我们管接管送！”
吃完了饭，贾老师还想说什么，又停住。严萍说：“我要走了。”说着，就走出来。听到贾老师的谈话，她心上豁亮多了。从城市到乡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抗日救亡运动努力？
严萍又到女二师去，和几个同志商量工作。到了那里，才知道有几个同学为了给二师学生投烧饼被捕了。她皮肤紧缩了一下，心里说：“又有人被捕了！还得赶快设法营救。”走回来的时候，爸爸屋里电灯还亮着。她走回自己的小屋子待了一会，觉得江涛不来，小屋子里就没了欢乐，小院里也缺少了光辉，只觉得愁苦、寂寞，气闷得不行。她觉得口渴，拿起玻璃杯，走到爸爸屋里去倒杯茶来喝。严知孝见妈妈不在屋，把她叫住。问：“萍儿！你身体不好？”他睁大了眼睛看着她。
严萍嗫嚅地说：“没有什么不好。”
严知孝说：“孩子！你大人了，心里要宽亮点儿。”
她低下头去，盯着茶杯里的茶棍，在金黄色的茶水里浮沉。说：“是。”
严知孝说：“天下事难尽如人意呀，知道吗？”
严萍说：“知道。”
严知孝说：“江涛是个好孩子，有几天不来，我就觉得寞寞落落的。他有了灾难，就象是你有了灾难一样。在这个世道里，又有什么法子哩！”
严萍说：“我也这样想。”她把两个眼珠靠拢在鼻梁上，偷偷地看了看爸爸的神色，看得出老人在为这件事情担忧。
严知孝问：“你爱他吗？”
严萍听了，觉得挺不好出口，唔唔哝哝地说：“你说呢？”
严知孝说：“孩子的事情，要自己去考虑……”
当他一想到二师学潮还不知落到什么结果，又把这话迟疑下，不再说下去。严萍听着这句话，眼泪一下子流在眼边上，猛地跑过去，倒在爸爸的靠椅上，抖动着身子哭起来。象有多大的哀愁，呜噜呜噜地哭个不停。
严知孝抱起女儿，摇摇头说：“苦啊，苦啊，孩子！你心里苦啊！怎么就这样的不幸？你两个要好，他偏偏遇上这样大的事故！”
严萍拍着爸爸的肩膀，说：“爸爸！去，去，去拉黑旋风他们那帮子人来，打他们！”
严知孝听得说，立刻伸出手，掩上严萍的嘴，说：“不要说！还不给我闭上嘴……”他搂起严萍的脖颈，抬起头长叹一声，说：“咳呀！天哪！难呀，难呀，真是难呀！我不能走那一条路，我天生成软弱无能，没有本事。我敢走那条路的话，也落不到这个地步！”他两眼看看黑暗的天空，滴下泪珠来，扑簌簌地落在地上。
黑旋风是严老尚的好朋友，和严知孝年岁差不多。严老尚七十大寿的时候，还来过他家。这人既无军衔，也无户口，带着几百号人，在津浦路两侧过着自由浪荡的生活。据说他那些人们，能窜房越脊飞檐走壁，都是一些古楼雕钻的家伙。
严萍一下子坐起来，摇晃着身子说：“不，我们不能再软弱下去！打他们，解决第二师范的问题。”
严知孝说：“不能，孩子！我还不肯走那一条路。咳！卖国贼们，当他们需要‘民众’的时候，就把‘民主’当做招牌。他们不需要革命了，不需要‘民众’了，就翻了个过儿，拿起武器来，开始用武力镇压了。在保定我还有点名望，还有几个老朋友。我舍出老脸去见他们，要是他们不听我的话，我就和他们拼了！”
严萍睁开泪眼，望着爸爸，问：“爸爸！他们应该被逮捕？
他们犯了什么罪？”
严知孝说：“不要问我，孩子！我是有民族观念的人，我有正义感，我明白抗日无罪！当
然维护正义也是没有罪过的！”
严萍跪在地上，两手拍着爸爸的膝盖，说：“爸爸！我对你说，我爱江涛，我不能眼看着反动派杀害他们！”一行说着，不住地摇着头，摇乱了满脑袋头发。
严知孝低头看了看严萍，那孩子倒在地上，抽抽咽咽地哭着。他跺跺脚，仰望着上方，说：“天啊！我们遭了什么罪呀！嗯？我们犯了什么样的国法呀？”他扶起严萍，说：“孩子！我下了决心了，一定要腆着老脸去见他们……”
第五十一节
第二天，严知孝吃过早饭，叫严萍帮他穿上皮鞋，穿上丝罗大褂，提起手杖，他想到北菜园陈氏公馆去找陈贯群。一出大门，正碰上冯贵堂走到门前。
冯贵堂今天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缎子帽盔，新理了发，修成八字胡髭。严知孝、陈贯群、冯贵堂，三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过面，一块玩过。今天他以同乡故里和表亲的关系，来看望严知孝。可是严知孝一看见冯贵堂，立时脑子里唤起一个念头：当他的表兄冯老锡和冯老洪打官司的时候，冯贵堂站在冯老洪的一边。那时，冯老锡也找过严知孝，严知孝不愿走动衙门，多管诉讼上的俗事。再说同族两院打官司，谁打输了也不好，谁打赢了也不好。于是就一口回绝不管。冯贵堂熟悉法律，衙门口里熟人多，他帮助冯老洪，冯老锡只得打下风官司了。
冯贵堂看见严知孝从门里走出来，把脚一站，笑出来问：
“表兄！你要出门？”
严知孝也只好站住脚，说：“呵！你才来了，我想到贯群那里去。”他想：“贵堂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说着，两个人又走回来，到严知孝的书斋里。严知孝问：
“怎么，到保定来打什么官司？”
他这么一问，冯贵堂搓着手笑了，说：“我倒是爱打官司，我是法科毕业嘛！可是这一趟来，并没有什么官司可打。我想看看育德铁工厂的水车。”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捻着帽盔疙瘩，转了几个圈儿，放在桌子上，说：“嗯，育德中学虽然是私立的，还办得不错。这位校长也是个能人，能办好学校，也能办好工厂，都能赚不少的钱。”
严知孝斟了一碗茶，放在冯贵堂面前，问：“听你说话，倒是挺注意实业，乡村里兴开水车了？”
冯贵堂说：“那里，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才撒鹰。你要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
严知孝说：“恐怕和乡村经济破产有关系吧！”
冯贵堂说：“那里，他有了钱在柜里锁着，都不肯拿出来叫它折个斤斗儿，那还不等于是死钱？光是在一些穷老百姓身上打算盘。如今乡村里人穷得不行，整着个儿煮煮能撕出多少拆骨肉来？”
严知孝问：“听说你回了家，日子过得还不错，你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梨呢？”
冯贵堂说：“老辈子人们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长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长工们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们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日本维新才多少年，实业上发达得多快！”
严知孝听他说到农业上的事情，倒发生了很大兴趣。他说：“恐怕和穷困有关系吧！人们没有钱，用不起那么多人工，垫办不起。”
冯贵堂生气说：“他们垫办起了也不垫办。咱倒想办办这点好事，叫人敲锣集合人们来看我剪枝，你猜怎么样？庄稼百姓们一个人也不来！”
严知孝说：“你得先告诉他们这种好处。”
冯贵堂说：“不行，你说个天花乱坠，他们也不肯信你。”
两个人说起家常话，冯贵堂说了一会子他回家以后，如何改良家务，如何把牛换成骡马，如何养猪。如何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又如何开了杂货铺子、花庄什么的。他说：“在目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买上水车。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
严知孝一听，觉得冯贵堂谈得很有道理，也跃跃欲试。他老早就想过田园生活：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二亩田园，一口小井，一把辘轳，就足以娱晚年了。他说：“你说的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
冯贵堂说：“我还想开鸡场，在乡村里养鸡养兔。据说法国有一种蛙，每只能长半斤重，可以肉食。要是把我那大水塘里都养上这样的河蛙，也能赚不少钱！”
冯贵堂健谈，一谈起来就可以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油。严知孝心中有事，觉得实在烦躁，可是又不能不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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