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问：“为什么开小差儿？你不是当了班长吗？”大贵说：“还不是当一辈子班长！咱不给他们卖那个死儿，为什么老是给军阀当炮灰？还回来干咱自格儿的呢！”
江涛说：“大哥说的对，我也盼你回来。这几年在军队上怎么样？”
大贵说：“倒是不错，把身子骨摔打了摔打……”说着，他绷起嘴，攥上拳头，把腿一叉，抖了一下身子，浑身骨节咯吱吱乱响。说：“除了学体操，认了几个字儿，还学会了放机关枪，我看这玩艺倒是有用……”
这时，朱老忠正在屋里，听得江涛的声音，拈着胡子走出来。立在阶台上笑眯悠悠地说：“江涛回来了？忙来，在我这小屋里坐坐，跟大伯说会话。”他亲自迈下阶台，拽着江涛的手走回小屋，拿把笤帚扫扫炕沿，让江涛坐下。问：“你先给我说说，报纸上毛泽东和朱德怎么着呢？井冈山上又怎么着呢？”两人做伴上济南的时候，江涛给他讲过革命形势，直到现在他还记着。
江涛说：“提起红军，可成了大气候。去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打到江西，占领了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带打游击，眼看这一团烈火就要烧起来！”
朱老忠听了，一时高兴，响着舌尖说：“啧，啧，好！这个高兴的话儿，自从运涛蹲了狱，我的日子也过苦了，好久没听到说过了。闷呀，闷死人呀！这团火烧吧，烧得越大越好，什么时候烧到咱的脚下？”
大贵在一旁眨巴着眼睛听着，闷声闷气地说：“那可不行，隔着长江黄河呢！”
朱老忠说：“长江黄河隔不住这个，这是人心上的事情，象一阵风。”
江涛说：“大伯说的可真对，我大贵哥就不回军队上去了？”
朱老忠说：“自从运涛坐了狱，我心里也害怕了，去了个信叫他回来。成天价在枪子群里钻来钻去，枪子儿那里是有眼？”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身子骨还结实，红岗脸，三绺小胡子，黑里带黄。圆眼睛里射出炯炯的光辉。说起话来，语音很响亮，带着铜音。
江涛转了个话题，说：“大伯，你的猪喂得可肥啊！”
朱老忠说：“肥什么，人还没得吃，那里来的粮食喂猪？什么肥呀瘦呀，新年节下，人家吃肉咱也吃肉，这就是好。要是人家吃肉，孩子们瞪着两只大傻眼，叼着手指头看着人家，这就是缺欠。”
江涛说：“说今年杀猪要拿税呀，不许私安杀猪锅！”
朱老忠听了这句话，由不得楞了一刻，才说：“是吗？是从反动派那里下来的？”
江涛向朱老忠凑了两步，伸出脖子哑默悄声地说：“就是冯老兰包了咱县的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还要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忠听说是冯老兰，把脸一镇，睒着眼睛呆了老半天。
牙上吸着气，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是……他……”
江涛跳起脚说：“是，没错儿。”
大贵把大巴掌一拍，说：“倒霉透了，今年连过年猪也杀不上了。”
朱老忠在关东学会杀猪，制了一套钩子、梃杖，杀猪的家具。乡亲当块儿办个红白喜事，杀猪宰羊不求人。他把这套家具带回来，把这份手艺传给大贵。大贵今年才说要杀猪，又碰上禁安杀猪锅，心里实在不高兴。朱老忠叹了一口气，说：
“又是他***……”一提起冯老兰，他心里实在腻歪。
江涛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再跟我爹说说，咱硬安杀猪锅，不图钱不图利，就是争这一口气！”
朱老忠听得江涛说，把拳头一伸，说：“大侄子说的是，既是这样，走，咱去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
朱老忠迈开脚步头里走，江涛和大贵在后头跟着。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坟前有三间砖头小屋，屋前有几棵大杨树。北风吹得树枝嗤嗤地响着。一进小门，朱老明正合着眼睛捻麻经子，准备打苇箔。朱老忠坐在门坎上，把反割头税的话说了说。朱老明听了，慢慢把脸孔拉长，也显得瘦得多了。他多少年来，奔走劳累，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低下头去，眯瞪着失明的眼睛，说：“思摸思摸吧！干是要干，看看怎么干法？”自从打输了那三场官司，他觉得凡事应该隐忍，小心谨慎从事。一时冒失，会使人们失去土地家屋。这不只是失算，而且是一生的苦恼。
朱老忠说：“依我说咱们说干就干，冯老兰，他净想骑着咱穷人脖子拉屎不行！”
朱大贵一只脚蹬在炕沿上，揎起袖子抡着小烟袋，说：“左不过叫他们把咱压迫成这个样子。江涛兄弟！你头里走，傻哥哥我后头跟着。”
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说：“一个耳朵的罐子，抡吧！可是，这一次更要人多点。那场官司，联合了二十八家，还输塌了台呢！”
江涛看忠大伯和大贵响应了反割头税的号召，他一时高兴，头上泌出汗
珠来。说：“咱不跟他打官司，打也打不赢。咱这么着吧，一传俩，俩传仨，把养猪户和穷人们都串连起来。村连村，镇连镇，人多势力大，一齐拥上去，砸他个措手不及。拿税？拿个蛋！”
朱老明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抬起下巴，眨着无光的眼睛深思着。
朱大贵问：“那能办得到吗？”
江涛叉开腿，横着腰，抡起拳头，兴冲冲地说：“一个人挡不住老虎，五个人能打死老虎。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能遮黑了天。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他逮不住领头人儿，看他有什么法子？”
朱老忠看见江涛这个架势，不由得肚子里笑起来。涨红了脸说：“哈哈，好嘛！大侄子这法儿真新鲜，打官司还得花钱呢，这用不着花钱。砸了就散，他找不到正头香主。还是念书念醒了的人们，画条道儿也高明。俺这瞎老粗儿，干了点子笨事。那时候要是有你这么个明白人，那三场官司也不会输给冯老兰！”
朱老明听到这里，脸上可慢慢显出笑模样，说：“冯老兰那小子毒啊！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街乱颤，谁敢吱声？唉呀呀，过去就是迷糊，花了点子冤枉钱！来吧，咱听江涛的，闹闹运动看看怎么样？”
江涛一听，笑了说：“怎么样？管保越斗越胜利！”
朱老明有满肚子的辛酸，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他自从打官司失败，半年不出门，有理无处诉，气蒙了眼，成了双眼瞎。把老伴气死了，兄弟也走了西口，闺女们住不起家了，剩下孤零零一条单身汉。没了土地，无法糊口，只靠打苇箔、卖烧饼过生活。他从黑天到白日，眍?着眼睛，摸摸索索地站在箔秆前边。不管冬天夏天，他在那深更长夜里，背着那只油浑浑的柜子，走在十字大街上，尖声叫唤：“买大果子……不……啊……”悠长的叫卖声，通过平原上的夜暗，传到七八里路以外。过路的人们，一听到这幽扬的声音，就留恋不舍，坐下来抽袋烟再走。不知不觉，引起肚子里辘辘地肠鸣，流出口水来，非赶上去买他的烧饼果子充饥不可。年代多了，他的叫卖声，就成了黑夜里的指路信号。有人问他：
“冰天雪地，还做那买卖干吗？能赚多少钱？”
他抬起头，睁开无光的眼睛，想看看天，也看不见了。在黑洞洞的长夜里，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他受不住长夜的幽闷，一夜夜地睡不着觉，做着梦嘴上还嘟囔：“咳！好长的夜黑天呀！”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锁井镇上的烈火熬煎着灾难的生命。自从打输了官司，他就住在这三间小屋里。西头一间，盛着从白洋淀运来的芦苇白麻。东头一间，是他睡觉的土炕，门外是几百年来的老坟。每年夏天，坟地里长出半人深的蒿草，有各样的虫子在草里鸣叫。晚上他睡在土炕上，听着夜风吹着大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黎明的时候，他趴在被窝头上，听树枝上的鸟雀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冬天他听着北风的唿哨。他想，要是门前没有这几棵大杨树，说不定有多么孤寂呢！
江涛看这个失明的老人，心里实在同情他。他过了斗争的一生，可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失败了，穷到没有立脚之地。
当朱老明听得说又要反对冯老兰，他也想到，为了反对冯老兰，使他跌进一辈子翻不过身的万丈深渊，身上立刻打着寒噤。当他又听到，这个斗争，不用朱老巩光着膀子拼命的办法，也不用对簿公堂，不用花钱，只要组织、发动群众就行。他就咬紧牙根，恨恨地说：“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这条道儿！”
江涛看明大伯转变了怀疑的心理，又做了一些解释，说了一会话，叫了朱大贵，两个人走出来。朱老明听他们的脚步声走远，问朱老忠：“大兄弟！你走南闯北惯了，心眼里豁亮，看江涛说的怎么样？是这么回子事吗？”
朱老忠说：“依我看，江涛是个老实人。再说这共产党是有根有蔓的……”
朱老明不等说完，就问：“他们的根在什么地方？”
朱老忠说：“在南方，在井冈山上。”
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说：“要是从井冈山上把枝蔓伸到咱这脚下，可就是不近呀！”
朱老忠说：“别看枝蔓伸得远，象山药北瓜一样，枝蔓虽长，它要就地扎根。比方说，运涛参加了共产党，江涛又参加了共产党，说不定还有多少人要加入。”
朱老明说：“按人说都是正支正派，可也要问清楚，咱心里才有底。”
朱老忠说：“不用问，问，他也不说。我们两人从济南回来的路上，我旁推侧引地转着弯问了半天，他只说些革命的道理，不说出他们的根柢在什么地方。反正他们办的是咱穷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