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轻轻停在大楼前的院子里，胡利衡推开车门钻出来，双脚迈了几步就进了大楼。从一楼上到七楼，他已气喘吁吁，黑色皮衣下蒸发着热腾腾的汗气。
楼道里已被清洁工人打扫得干干净净，楼顶上的电灯发出昏暗的光，楼道里显得有点儿暗。各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员工们进进出出，有的打扫卫生，有的下楼提开水，见到胡利衡都笑嘻嘻地打招呼问好。
胡利衡是第一天以这个公司最高权力者的身份出现，当他面对每一个问好的人，报以微笑颔首的时候，他都要认真地审视对方，他很想知道这些已成为自己下属的员工，对总经理是谦恭还是敬畏。
总经理室的窗台上放了一盆茁壮的君子兰，层层绿叶中挺出一枝遒劲的绿茎，茎尖上怒放了一簇红艳艳的花朵。深栗色办公桌上铺了绿色的毛呢，上面再压一块厚厚的玻璃。桌上放一个笔筒、一个台历。桌下一把深栗色的圈椅向着大门，如一只驯顺的哈巴狗静静地侯着新的主人。
笑意从胡利衡心中涌起，波浪般地堆在圆脸上。他在圈椅前转身，坐下去，立刻觉出有点儿别扭。侧身，抬臀，低头一看，恍然明白：这把圈椅大约是伺候主人多年，旧主人是瘦人，伏案时习惯坐在它的前部，竟将前面的弹簧压塌。这新主人一坐上去，就感觉屁股往下溜。
他往后蹭蹭，脊背顶着圈椅背，双肘架在桌面上，不禁又皱起眉头。玻璃下压着三张长幅的照片，是历届总公司召开的总经理会议代表合影照，众人中，钱书铭挑着细眼与他对视。一股憎恶的感觉从心头腾起，他“霍”地起身，双手一抬玻璃，只听“听咛当啷――碰”响成一片。他放下玻璃看时已铸成一片狼籍：二部电话被电线拽着悬在空中“嘟――嘟――”地叫着。他忙把它们拽上来放好；台历是铁皮制的，尚无大碍；瓷制的白色笔筒已粉身碎骨，铅笔、圆珠笔横躺在地上。
隔壁的贾为民循声进来，惊诧地问：“这是咋整的？”
胡利衡无奈地将圆脑袋侧着一顿：“唏，一抬玻璃，它就下去了，你看这――”
贾为民瞥一眼玻璃，已经明白他的心思，心想：这人嘴上不说，骨子里真是恨透了钱书铭啊，连他的照片都容不下。他眨眨小眼睛，看着粉碎的笔筒，连声叹道：“可惜，可惜，这还是个古董呢，用了十几年啦！可惜――”
胡利衡见自己的心思被他看穿，脸上又涌出红意，讪讪地去门后取扫帚。
恰好通讯员马必青拎了两壶开水走进来，一见胡利衡手拿扫帚，忙放下水壶，劈手夺过，小心地将碎片瓷渣扫堆，揽进簸箕，一边抬眼从胡利衡和贾为民的脸上望着，嘻嘻笑道：“这还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笔筒太旧了，现在的文具盒可漂亮啦。”
“也是，办公用品都用了好几年，该换换了。”贾为民接着话茬说，见胡利衡的眼光只在马必青的身上，便知趣地走了出去。
马必青一手举簸箕，一手举扫帚压在簸箕上走出去，胡利衡无奈地晃晃圆脑袋，懊恼自己：怎么第一天上任就砸了东西，似乎有点儿不吉利？他脱了皮外衣，挂在衣架上，回头目光又与玻璃下的那双可憎的细眼睛相遇，不禁又恶从心生。
“小马――”他大喊。
马必青应一声，跑进来，将手中的扫帚立在门后，走到他面前，见他正烦烦地盯着照片，心中也猜出几分，陪着笑脸说：“我把照片取出来吧！”胡利衡点点头。
马必青便将桌上的东西放在窗台上，轻轻抬起玻璃，一手撑着，一手划出那三张照片。见胡利衡脸上恼色已褪，马必青又泡了一杯热茶，毕恭毕敬地端给他。胡利衡命他把行政科的科长请来。
行政科科长高天富是个矮个儿、体态稍胖的老头儿，头顶上的黑发已见稀少，但脸上却透着健康的红润，说话大声大气，带着浓浓的陕西腔儿。
“胡总，你找我？”他用眼睛探询地迎着胡利衡，想在那双贼亮的眼睛里找出他极担心的一件事的答案：一年前，当他意识到退休后工资将减少一半时，他决定延长退休时间。他托关系、走“后门”，请派出所户籍员修改了出生年龄，使户口本上的年龄比身份证上的年龄小了二岁。他向人事科科长吴玉琼解释说：“参军的时候因为年龄不够，就把年龄报大了两岁，实际上我还不到退休年龄。”
吴玉琼请示钱书铭：“怎么办？”
钱书铭是最见不得这种为一己私利弄虚作假的人，他勒令：“去派出所查证此事，严格按照他的档案年龄办理退休手续”。高天富又气又羞，对钱书铭恨得咬牙切齿。如果按档案年龄计算，春节后他必须得办退休手续。莫非，新上任的总经理要和他谈这件事？他想。
“高科长，请坐。”胡利衡热情地请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胡总，我实际上是1938年出生的，你要是不相信，请组织上去我老家调查……我今年实际才58岁，你看我象60岁的人吗？前天下班骑自行车摔了一摔跤都没事……”他一坐下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
胡利衡盯着他，嘴里不断地发出“唔，唔”的应声，象是完全相信他的话似的。听到他说摔了一跤，忙打断他的话，关切地问：“伤着没有啊？真的没有吗？可得小心点哦。”“看来你的身体素质确实好，比我还结实呢！哪象60岁的人啊？”
他对高天富的这点心事早有耳闻，心里也瞧不起这样的做法，不就是多拿两年工资吗？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对事情对人也象做生意一样衡量。让高天富退休，还是不让他退休？是他一句话的事。经过一番衡量，他有了自己的打算：“高科长啊，你的事我都听说了，过去的事呢，就不要再提了，现在我是总经理，一切我说了算。你是公司的元老啊，要好好干，要用实际行动支持我的工作啊！”
高天富眨眨眼睛，千真万确听明白总经理的意思是说他今年不用退休了，那么每月的工资可以保住了。哈哈！他乐得喜形于色，先把提起的心放回原处，松口气儿。接着，他象一位老练的水手，将舵儿一转，说出的话就顺风飘了：“哎呀，胡总，我万分感谢你，你是个好人啊！我早就对总公司的李处长说了，你是个能干的人！钱书铭是啥东西！败家子！你看看，他把你在广州辛辛苦苦置办的财产都卖了……”
胡利衡听他的这番话很是受用，点点头道：“到底是老同志，知根知底啊。难得你在李处长跟前给我说好话，有的人尽说坏话哩。现在的人啊，心难测啊！”
高天富抬屁股坐到胡利衡身边的沙发上，压低声音说：“可不是吗？听人说张铁军、朱婕都是钱书铭的帮凶，那些业务科长都是向着钱书铭的。也有些人是向着贾书记的，听说他们都保荐贾书记当‘一把手’……”
“哦？哪些人啊？”
“听说有贾鸿云、常丽、丁大海。”
“是吗？”胡利衡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激奋而又鄙夷地说：“他们想让谁当就能当吗？可惜那张红头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
“是啊，老天有眼，总公司的领导还是明白是非的。我拼上这把老命也要跟你好好干。胡总，你得防着点贾书记啊。”
“谢谢你的提醒。老高啊――”胡利衡顿了一下，让心境平静下来，提高音调说：“我找你来，是要给你派点事。走廊的灯太暗，有的都坏了，你索性都换成吸顶灯吧。亮一些，有点儿新气象。我这儿的柜子、椅子、文具都该换换。”
“行，我立即去办。”高天富精神大为一振。
高天富走了，说过的话象炮捻子被点燃，在胡利衡心中炸响。他重重地坐进沙发，双手捧着茶杯吹散浮在上面的茶叶沫儿，呷了几口浑黄的茶水，想起心事……
半年前，他在广州主持办事处工作，事业如行云流水，突然被钱书铭撤回公司，又不安排工作，心里就憋了一口气。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歇着或者去舞厅跳舞；想上班的时候就来公司在贾为民、魏星良等人的办公室转一转，聊一会儿闲话，免不了要骂骂钱书铭，以泄心中的愤恨。因为是钱书铭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所以他理直气壮的享受着原有的工资待遇。这日子在外人看起来是再舒服不过的了，可是哪有人理解他心中的感受：在广州办事处，他出门有车坐，与客户谈生意由他定夺，与客户交际应酬他是主角，办事处一切开支由他批准。那是他苦心经营的王国，他是那里的“王”，谁敢不尊？他的话谁敢不应？可是现在，虽然空有一顶副总经理的“帽子”，但是没有任何权力，谁能把他放在眼里？从前在广州办事处的员工见了他再也没有敬畏的表情，就连那些与他称兄道弟的客户接他的电话时口气都冷淡了许多。这一切，都是钱书铭的独断、霸道造成的！他恨钱书铭，他不甘心当这样窝囊的副总经理，他要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
一天，他与贾为民推心置腹地谈了许多心里话，他说：“贾书记啊，我们象讨饭似的，被人瞧不起。你也看到，这个公司的年青人被钱书铭宠得有哪个把咱们这些老同志放在眼里。听我的老领导讲，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将加大力度，可能是放宽总经理的权力，副总经理不再由上级任命，而是由总经理提名。钱书铭现在没有动我们，大概就是等这个政策呢！一但这个政策出台，我们就象砧板上的肉由他剁了。我们不能等着被钱书铭整啊！”
贾为民当然听出他的话外音，对他说的改革政策带来的后果也着实心惊。“是啊，我们不能等着被他宰！你说，怎么办？”
胡利衡知他已有与自己相同的心思，就干脆说明了：“我看魏经理他们和一些老同志都对他有意见，我们不如合起来给上级汇报一下他的问题，看总公司怎么解决。”
“我看行。你看他把公司搞成什么样了，基层的工人居然领不到工资，他都不管，这样的人不配当总经理！”
“是啊，我看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贾书记，这几年太屈你了，论能力、魄力，你哪一样不在他之上呢？如果事成，我举双手推荐你当公司的‘一把手’”。
贾为民掩饰地一笑，说：“嗨，我是书记，做经营工作没有经验。如果事成，我看还是你当‘一把手’……”
胡利衡窃喜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盘算着，可以借贾为民等人的力量把钱书铭从总经理的位子上拉下来，再经贾为民鼎立推荐，那位子50%是自己的了。但是，没有另外的50%是不行的。他在官场行走多年，深知“朝里”没人是不行的。思来想去，为了另外的“50%”，他去北京觐见了一位在中央某个机构任职的老乡……
当总经理的桂冠落到他的头上时，他心里对贾为民充满感激。现在听高天富这么一说，他心里“咯噔”一下：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贾鸿云与贾为民好得如一个鼻孔出气，他绝不会投自己一票啊。贾为民在公司多年，身边一定会有几位追随者，他们选的必然是贾为民。自己越过他，当上“一把手”，最有可能嫉妒的应该是他啊。呀，真是人心难测，高处不胜寒啊！
胡利衡琢磨出一点儿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身上不禁袭来一层寒意，赶紧喝完杯中热热的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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