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瞧我母亲大字儿不识，可她老人家是个女强人。十六岁之前，她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到固城镇赶集，她连定兴县城都没去过。
村儿里有那头脑活、胆子大的男人，实在饿急了，到北京城闯荡，挣了钱回家买大白馒头吃。妈妈从中看到了希望，她觉着不能再待在家里挨饿了，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妈妈虽然是个十六岁的女孩子，但是她照顾过七个弟弟、妹妹，她脑子里想得绝对不是穿花衣服、擦雪花膏之类女孩子想的那些事儿，她想得是如何让弟弟、妹妹吃上大白馒头。
妈妈是家里的老大，一般农村家的老大都是有主见的人，甭管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她用个布包袱包上十几张煎饼，这是河北农村的本命食，用棒子面摊的，不放油，因为买不起。硬得像三合板儿，放到水里都泡不软。农忙的时候一下儿烙一百多张，连着吃一个月。最后我姥爷死于食道癌，我觉得就跟常年吃这东西有关。
我妈怀揣着煎饼来到火车站。没钱买票，进不了站台，她就在站外边等着。火车刚出站还没开起来的时候，她便从最后一节车厢的梯子爬上去，由后门儿进了车厢。
到了下一站，列车员赶她下车。她就在铁道边儿等着，再来车接着往上爬。就这样，她从定兴到北京走了三天。
那时候从定兴到北京，就相当于现在从北京去趟伦敦。十六岁的女子，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儿，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独闯北京，不亚于告状的杨三姐，从军的花木兰。
我得感谢我的母亲，要不是她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到了北京，那我很可能就生在河北农村，我也得在土里刨食，天天啃棒子面饼。也不对，不来北京我妈也认识不了我爸，我就不知道上哪儿投胎去了。
我二姨、三姨都得感谢我母亲。母亲不但自己在北京落了户，还把两个妹妹带到北京，都找到了婆家。
我妈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弹棉花。那时候人们没有丝绵被、羽绒被，都是大棉被。盖得时间长了棉花都皱在一起，不暖和了，于是花点儿钱找人给弹弹。过去定兴人闯北京，男的修脚、搓澡、摇煤球儿，女的给人弹棉花。我母亲在街头游荡，碰上了两口子带个孩子给人弹棉花，一听口音是定兴人，就跟着人家干，管饭不给钱。
弹棉花的工具很简单，就是一个类似弓箭的弓子，一个旧床单，还有做被套的梭子跟棉线。弹棉花都得在夏天干活儿，因为冬天人们得盖被子，不可能拿出来弹。走街串巷地吆喝，有人拿着棉花出来了，找个阴凉儿地儿，树底下呀，房后头呀，把被单子铺在地上，棉被套往上一放，就弹开了。弓弦儿弹在棉花上挺好听的，像初学者在弹古筝。
晚上母亲就在街头露宿，让蚊子叮得浑身是包。赶上下雨就更倒霉了，得在人家门洞里、屋檐下蹲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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